“具体而言？”
伊莎贝拉追问。
“具体而言，明确的，合同上的陷阱只有一个。”
我将唇边的咖啡杯略微倾斜，一缕温热的液体滑入喉中。
复杂的香气，如同一个结构精巧的赋格，在味蕾上逐层展开——牙买加蓝山一号，中浅度烘焙，九十二摄氏度的水温，海盐颗粒般的研磨度，V60滤杯，三十秒闷蒸，三分二十秒的总萃取……
她竟然分毫不差地做到了，这比咖啡本身更能带来令人愉悦的惊喜。
我放下瓷杯。它与茶几接触时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响，如同歌剧院经理敲响了提示钟。
“陷阱的机巧，在于一个词语的置换。
名义上，合同规定所有由计划催生的理论框架和执行标准，都需由一个名为‘社会成功委员会’的机构审核通过。
理论上，该委员会将为所有通过的条款承担最终责任。
合同的行文措辞，也有意无意地暗示，我们今日邀请的第一批奠基者，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创始成员。”
我停顿了一下，观察着她脸上的表情。
那双聪慧的眸子里，正闪烁着高速运转的思辨之光。
“但实际上，”
我继续道，
“在合同附件一份不起眼的定义列表中，最初这批人组成的机构的正式注册名称，是‘基本社会成功委员会’。
‘基本’（basic）——一个在法律文本中，足以将大厦根基变为流沙的限定词。”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接过了她的话头，将结论呈现出来，
“在法律释义上，这两个委员会并非同一实体。
那么，所有由这批学者独立撰写并署名的理论，一旦被采纳，根本无法被归入由‘社会成功委员会’所庇护的范畴。
它们会自动归于第二类，即明确附属于个人作者的原创内容。
后续所有基于该理论产生的实践风险，都将由作者个人承担。
并且——在一系列密集排布的、用以分散注意力的从句之后，合同明确规定：
若该理论在应用中被证实存在重大失误，或由此引发了显着负面效益。
那么，我们将依法追回已支付给作者的全部经济报酬，并保留追诉其连带责任的权力。”
我用一种陈述事实的、毫无波澜的语调，完成了对这个法律构件的阐释。
“有够阴险的。”
伊莎贝拉的评价简洁而精准。
评价的同时，她的眉头微微蹙起，神情里混杂着三分钦佩与七分无奈。
“过奖。”
我伸出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在空气中优雅地划过一个微小的弧度，仿佛在指挥一首无声的室内乐。
“这只是第一层，一个基础的文字识别测试。
我原以为那位卢西恩·瓦莱里先生能看出这个问题，毕竟他的学术背景应该让他对系统性漏洞有着近乎本能的警觉。
不过，他显然有些热血上涌，被宏大叙事的光辉暂时蒙蔽了理性的双眼。
而第二层陷阱，则在于即使你看穿了委员会名称上的玄机，你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签署这份合同。”
“为什么？”
“请看条款第七章第四款第三小节，”我示意她翻动那份空白合同的样本，
“由‘委员会’正式添加的条文，在正式推行前，必须经过至少一个周期的、小范围内的社会学试点，并出具一份详尽的可行性评估报告。
这是一套极其繁琐、耗时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流程。
然而，作为‘个人贡献’的理论，则无此限制。”
我又指向了另一处，
“再看附件中对‘重大失误’的定义：‘包括但不限于因理论之根源性谬误，或其内在逻辑无法自洽，从而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可逆转之社会财富减损的状况’。
你瞧，伊莎贝拉，这是一场针对人性的、近乎无解的设计。”
“没有一位对自己理论抱有信心的学者，会坦然承认自己的思想存在‘根源性谬误’或‘逻辑不自洽’。
但与此同时，也极少有人——尤其是这群长期被主流学界排挤的边缘人——会狂妄到认为自己的理论完美无瑕，经得起任何放大镜式的审视和推敲。
这便是他们群体心理的共同特征：一种深刻的自负与自卑的矛盾结合体。”
“所以，他们会不顾一切地渴望自己的理论能被推广、被运行，以证明其价值。
但他们又本能地畏惧和抗拒那种缓慢、严苛的检验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试点’。
这就像一位自以为创作出旷世杰作的剧作家，他梦想着自己的作品能在万人瞩目的百老汇上演，却极度抗拒在只有寥寥数位评论家的小剧场里进行预演。
即便他的剧本，本质上只是在故纸堆中寻觅早已腐朽的旧糟粕，对真正的历史与大众缺乏最基本的认知，他依旧会坚信，自己的作品只配拥有最盛大的舞台。”
“另一方面，”
我补充道，
“即便其中存在那么一两个对自己理论拥有绝对自信、无惧任何检验的天才，那他们更不会认为自己可能犯下‘重大失误’。
如此一来，这条惩罚性条款对他们而言便形同虚设。
逻辑，在这里悄然走入了一个新的、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闭环。”
伊莎贝拉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她低着头，修长的手指在那份厚重的合同上反复摩挲，指尖从一个条款滑向另一个，像是在阅读一幅复杂而危险的地图。
侧脸在柔和的灯光下，勾勒出一道专注而迷人的弧线。
我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以及她脸上那副混合着困惑与顿悟的生动表情。
伸出手，指尖轻轻掠过她耳畔的一缕秀发，将其捋至耳后。
那丝绸般的触感，以及她身体瞬间的微僵，都让我感到一种微妙的愉悦。
她如梦初醒般抬起头，脸颊泛起一抹红晕。
“还有其他的陷阱吗？”
“当然，”
我微笑着，
“刚才那些，只是前两个层次。
一个涉及合同条文的法律诡计，一个利用对方心理特征进行的精准计算。
老实说，这些对我而言甚至无需花费心思。
如你所言，它们就像呼吸一样熟练和自然。”
“第三个层次的陷阱，在于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观点，以及他们在整个标准制订中所扮演的、真正的角色。”
我的手势变得更具全局性，像是在空中描绘一幅宏大的蓝图。
“即使‘胜利计划’的最终框架，其目的是在宏观上做到‘可信’——逻辑自洽且易于被大众接受。
但填充其血肉的过程，必然要经过一轮知识上的稀释与重组。
而我召集的这些人，他们的思想内核，无一例外地都带有强烈的极端化色彩。
他们天生就携带着一些不切实际的理论漏洞，以及对主流范式的深刻背离。
你觉得，我为何要去召集这样一群‘异端’，而不是那些更具声望的业界泰斗？”
“因为他们比较廉价，或者……比较好操纵？”
“这是表层答案。
作为一名权谋家，能看到这一层就已经足够了。
但作为一名真正的政客——不是站在舞台上供人观赏的演员，而是隐于幕后制订规则的剧作家——这样的视野，未免过于狭隘。”
“我允许他们‘夹带私货’，恰恰是为了让他们淋漓尽致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他们，以及他们那些漏洞百出的理论，从一开始，就是我在这套理论框架内，预设好的、供人攻击的标靶。”
我用一种更具哲学思辨的口吻阐述道：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一个概念的发展，需要经历正、反、合三个阶段。
这群学者的理论，就是我精心挑选的‘正题’（thesis）。
它们足够激进，足够新颖，也足够脆弱。
当‘胜利计划’被公之于众，任何领域的权威人士，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扞卫自己的话语权，都会毫不犹豫地对其发起猛烈的批评。
但重点在于，他们的批评，势必会不自觉地使用我们框架内的语言和逻辑。
他们会去论证，这些理论在哪些方面‘不符合财富最大化的最终标准’，而不是从根本上去质疑‘为何要以财富来衡量一切’。
他们的攻击，便构成了完美的‘反题’（Antithesis）。”
“而框架本身，则会成为最终的‘合题’（Synthesis）？”
伊莎贝拉的领悟非常迅速。
“完全正确。”
我赞许地点点头，
“框架会主动吸纳那些攻击其漏洞的有效观点，将其整合为自身的一部分，从而不断地自我修正、自我完善，逐步增强其无可辩驳的‘可信度’。
真理从不畏惧辩驳与讨论——只要你的辩驳，依旧站在真理预设的地基之上；
只要你使用的工具和语言，依旧是真理所分发给你的。
你的一切质疑，最终都无法伤及真理分毫，反而会成为其养料，让它变得更加枝繁叶茂，坚不可摧。”
“那假如有人从根本上质疑它的底层逻辑呢？”
伊莎贝拉问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你总不能只用那套‘可信大于可靠’的说法来搪塞所有人吧。”
“当然不。
那一套，是用来培训演员的，不能用来糊弄真正的出资方和广大的观众。”
我回答道，
“这便引出了第四层陷阱——一个专门为克兰普总统、他的支持者，以及整个友利坚量身打造的陷阱。”
“‘一切为了财富’这个框架的核心，既可以被视为一个普世的公理，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具备特定指向性的前提。
你认为，克兰普总统为何会如此毫不犹豫地支持我这个看似疯狂的方案？”
伊莎贝拉漂亮的眼睛微微眯起，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很快，她给出了一个学院派的、过度标准的答案：
“因为这套方案能为他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可以量化一切的评价标准。
这等于赋予了他定义‘成功’与‘失败’的话语权，为他所有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尺，从而极大地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
“基础很扎实，”
我评价道，
“你的政治学素养，远比大多数同龄的藤校毕业生要深厚。
但看得还是有些片面了。”
“什么意思？”
“如果这仅仅是建设一个标准，就像国内生产总值（Gdp）或人类发展指数（hdI）那样，那它根本毫无新意，也毫无用处。
统计学的名声，在如今这个时代早已被政客们彻底玩坏了。”
我轻蔑地笑了笑，
“通过选择性地采纳样本、修改基准年份、重新定义统计口径，任何一个三流的统计学家，都能为最失败的政策，描绘出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
民众不会再轻易买账，而这种指标的‘可信度’，反而需要政府自身的公信力去背书。
这对于克兰普而言，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循环。”
“‘一切为了财富’，换个更通俗、并不准确的说法，就是‘一切为了经济’。
这当然是错的，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还需要考量公平、正义、环境、文化等无数个维度。
但它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
因为这恰恰是克兰普总统那些核心支持者们最根本、最核心的诉求。
他们是这个国家自以为最务实的一群人，他们坚信振兴友利坚的唯一途径就是重振经济，他们笃信只要解决了财富问题，其他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用一种严谨的、接近学术的语言做出总结：
“因此，‘一切为了财富’这个目的，作为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或许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但作为一项特定政策、一个特定政府，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奉行的最高‘前提’，它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它像一面旗帜，能瞬间将所有认同这一前提的人，都团结在它的周围。”
“你在手稿里写过这个……”
伊莎贝拉的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我好像明白了。”
“没错。”
我打了一个响指，
“反对这个标准、从根本上攻击这个前提的人，必然也从根本上反对克兰普总统和我们的事业。
他们天然就是我们的敌人。
而我们的敌人越是声嘶力竭地反对，就越能证明我们做对了事，我们的支持者就越会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
这面旗帜，因此在此场域内，获得了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正确性’。”
“不会……还有第五层吧？”
她的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一丝难以置信的惊叹。
“当然。”
我回答，
“凡事皆须回归本质。
你看，‘一切为了财富’，表面上看，它可以是个公理，也可以是个前提。
同样的，它暂时看上去只是个前提，但究其根本，却也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公理。”
“只要它足够可信？”
“只要它足够可信——并且，能够清除掉所有不相信它的敌人。”
我将空空如也的咖啡杯递给她，
“再为我煮一杯。
这次没把‘生命之酿’带过来，实在是个失算。
刚才演说到激情洋溢的部分时，喉咙里没有一口甘醇的液体来助兴。
就像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在奏响华彩乐章前，却发现自己莫名其妙掰断了指挥棒。”
“需要我伸出手腕让你来一口吗？”
伊莎贝拉俏皮地眨了眨眼，略显紧张与严肃的气氛被她轻松地打破。
“未经加工的血液，缺乏复杂的质感与层次。
早在上千年前，我的先祖们就已经抛弃了那种野蛮的、缺乏美感的进食方式了。”
我摇了摇头，站起身来，
“好了，今晚的教学时间就到这里吧。老西拉斯要继续工作了。”
伊莎贝拉白了我一眼。
“明白。”
她接过杯子，转身走向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