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家学渊源 少年英才
北宋咸平年间的建州浦城，晨雾尚未在梦笔山间散尽，九岁的吴育已端坐在老宅的紫云轩中。他的手指缓缓抚过祖父吴光谊留下的《汉书》残卷，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着三代人的仕途理想。窗外，父亲吴待问正在庭院中训诫县吏：“《尚书》云政贵有恒，尔等催科竟敢擅改斛斗，可知之制乃太祖所定？”
吴氏一族自五代末徙居闽北，到吴待问时终成气候。这位后来官至礼部侍郎的家长，此刻还只是建州通判，却已以清廉闻名。某日府库盘点，他发现账簿中存有羡余钱三百贯，立即下令充作修缮官学的费用。此事被路过的福建转运使记录在奏章中，成为真宗朝考核清吏的范本。
在四兄弟里，吴育最为聪颖机敏。《宋史》称其“少奇颖博学”，七岁时已能解读《毛诗郑笺》中的疑难注疏。某年上元节，浦城县令宴请乡绅，当众考验童子属对。县令出：“云锁梦笔峰”，十岁的吴育应声而对“霞披吴山径”。这“吴山”既指浦城名胜，又暗合家族姓氏，满座皆惊其才思。
但真正让吴育声名远播的，是咸平末年发生的“催科事件”。那年大旱，县吏在征收夏税时竟将官斗边缘抹上桐油，使粮食在刮平时自然滑落。十二岁的吴育随父巡视乡里，发现农民交税实际多出两成。他当即援引《尚书·无逸》中“怀保小民”之句，又搬出《唐律疏议》“监主受财枉法”条，质问得县吏面如土色。吴待问据此整顿吏治，将涉事官吏尽数革职。这段往事后来被其弟吴充记入《吴氏家训》，成为“修身齐家”的重要范本。
天圣初年的汴京，国子监内古柏森森。来自各地的学子聚集在刻石经的回廊下，热烈讨论着当世文风。监内正盛行西昆体，学子们随身携带杨亿《西昆酬唱集》的抄本，书斋里飘荡着“藻绣盈箱”、的吟诵声。
“诸君请看刘筠此句雪意成阴漫上天，何等精工！”
“钱惟演阆苑仙人曳佩琚才见功力呢！”
在这片绮丽文风中，唯独吴育常独坐崇文院阁楼，就着天光研读韩愈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某个秋雨绵绵的午后，他铺开宣纸，写下《崇古论》的开篇：“夫文者，贯道之器也。今之学者，务辞藻而遗义理，竞骈俪而失筋骨，犹舍舟楫欲渡江河...”
这篇文章很快在监内引发波澜。助教阅后勃然变色，在课堂上当众训斥：“尔等莫学浦城吴生妄议时风！”但就在当夜，国子监直讲孙奭却派书童将吴育请至直讲斋。
六十二岁的孙奭是当时着名的经学家，曾多次拒绝丁谓、王钦若等权臣的笼络。他指着斋内悬挂的《河图洛书》问道：“子言文以载道，可知何谓大道？”
吴育整肃衣冠，从容应答：“犹此图所示，经纬天地人之谓也。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非特文辞之美，实因义理之正。”
孙奭抚掌而笑，当即取出自己注释的《孟子》七篇相赠。在随后呈送给国子祭酒的《监学札记》中，他写道：“闽士吴育，深明经义，不苟流俗，他日必为诤臣。”
在孙奭指导下，吴育开始系统研究《春秋》三传。他发现《左传》记载的郑国子产改革，与当下漕运积弊颇有相通之处；《谷梁传》对“初税亩”的评论，恰可印证当今田赋之失。这些心得后来都成为他仕途中的重要思想资源。
某日讲经完毕，孙奭特意留他品尝新茶，说起真宗朝旧事：“昔年王钦若倡言祥瑞，老夫在经筵直言此非太平之本。今观子之器识，犹胜老夫当年。”这番期许让吴育深受震动，当夜在日记中写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这些在国子监的岁月，悄然塑造着未来的政治家风范。当同窗们还在为骈文的对仗工整绞尽脑汁时，吴育已从《贞观政要》中悟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道理。这种将经典与时务相结合的学风，预示着他日后在庆历新政中的独特立场。
暮春的监学庭院，梨花如雪。吴育站在石刻《周易》碑前，默念着“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的箴言。他不知道，三年后的礼部试场上，这些沉淀的思考将助他一举夺魁；更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与范仲淹等人的风云际会，此刻已在国子监的琅琅书声中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