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行三日，雾气就没散过。咸腥的海风裹着雾珠，打在脸上凉丝丝的，远处的孤岛像块模糊的墨团，只有塔顶的光顽强地刺破浓雾，一明一灭，像颗在眨动的眼睛。
登岛的礁石滩滑得厉害，大哥扶着我踩上一块平整的礁石时，裤脚蹭到了湿漉漉的青苔，留下片深绿的印记。“望归岛”——礁石上凿着的三个字被海浪泡得发胀，笔画里还嵌着细碎的贝壳，像是谁用一生的光阴一点点嵌上去的。
灯塔的铁门推不开，锈死的合页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大哥从背包里掏出机油，滴了几滴在合页上，又用随身带的扳手拧了半天，门才缓缓打开。一股混杂着霉味、海水味和旧木头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瞬间撞进了百年前的时光里。
一楼的空间不大，正中央的木桌腿已经朽了半截，用块石头垫着才没塌。桌上的煤油灯玻璃罩蒙着层厚厚的灰，擦开一小块，能看见里面的灯芯焦黑蜷曲，像只死去的小虫。我拿起那本日志，封面是牛皮做的，边缘已经磨得发亮，用红绳捆着的书脊松了线，掉出张夹在里面的船票——南洋到望归岛，日期模糊得只剩“光绪二十四年”几个字。
“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七，晴。”我念出声，指尖划过纸面，能摸到墨迹下微微凸起的痕迹，像是写字时太过用力，把纸都戳出了浅坑，“今日收到她的信，说下月就从南洋回来，带我最爱吃的椰子糖。塔灯添了新油，亮得很，她夜里行船，定能看见。”字里行间的雀跃几乎要跳出来，我仿佛能看见那个年轻的守塔人，正踮着脚往灯里添油，嘴角扬得老高。
“四月十五，阴。”大哥翻到下一页，声音沉了些，“船没到。灯我还亮着，许是风浪大，耽搁了。”这页的墨迹洇了开，像是被水打湿过，在“耽搁了”三个字旁边，有个小小的墨点，像是犹豫了很久才落下的。
往后的字迹越来越淡，有时隔了半个月才写一句，有时一天写满三页。“七月初三，暴雨。塔上的瓦片被掀了两块，我爬上屋顶修补，摔了跤，胳膊擦破了皮。她要是在，定会骂我笨。”“九月初九，重阳。闻到山下飘来的桂花味，想起她总说要酿桂花酒，等她回来，我先备着坛子。”
最后几页的纸脆得像饼干，我小心翼翼地翻着，看见“等你”两个字被反复写着，从工整的小楷变成潦草的狂草，墨色从浓黑变成浅灰，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最末一页，铅笔勾勒了个小小的船影，旁边用红笔圈了个圈，像盏灯。
“这铁盒是上锁的。”大哥指着桌角的铁盒，锁是黄铜的，刻着缠枝纹，已经锈得和盒子粘在一起。我试着晃了晃，里面传来细碎的碰撞声。大哥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锯子，慢慢锯着锁扣，木屑簌簌落下，像是时光在掉渣。
锁“咔哒”一声断开，打开铁盒的瞬间，一股淡淡的椰香飘了出来——是那颗椰子糖，黑褐色的糖块上布满裂纹，却顽强地保持着方块形状。旁边的半块月饼已经硬得像石头，油纸包上的“南洋记”三个字，边角都磨圆了。我捏起椰子糖，糖块在指尖轻轻一碰，竟碎成了好几瓣，里面嵌着的椰丝还能看清形状。
“塔顶的钟！”大哥突然拽了拽我的胳膊，我们往楼上跑，木质楼梯踩上去“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塌。塔顶的空间很小，一口锈迹斑斑的铜钟挂在横梁上，钟身上的“盼”字被摩挲得发亮，边角都圆润了。
“当——”钟声突然响起，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一个老婆婆坐在钟旁的小板凳上，手里握着根锈迹斑斑的钟锤，她头发全白了，梳成个小小的发髻，用根铜簪子别着。听见我们的动静，她慢慢转过头，眼睛浑浊得像蒙着层雾，却准确地看向我们：“是来听钟的？”
她的声音像被海水泡过，又沙又哑。我注意到她手里攥着的船票，正是日志里掉出来的那张，边缘已经被摸得发软。“每晚都敲，”她举起钟锤又敲了一下，钟声在雾里荡开，“我爷爷敲到七十岁，敲不动了就教我娘，我娘敲到眼睛看不见，就把钟锤交给我。”她笑了笑，嘴角的皱纹挤成朵花，“她会来的，这钟声，她在十里外就能听见。”
“您怎么知道？”我忍不住问。
老婆婆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颗用红线缠着的椰子糖，和铁盒里的一模一样。“这是她当年走之前给我的，说等我能敲动钟了，就带新的回来换。”她把糖凑到鼻尖闻了闻，眼睛亮了亮，“你闻，还有椰子香呢。”
就在这时，她突然站起来，指着海面大喊：“灯！是她的船灯！”
浓雾里，果然有一点昏黄的光在移动，慢悠悠地往岛这边飘。老婆婆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钟锤，大哥赶紧过去扶住她，帮她举起锤子。“当——当——当——”钟声急促地响起来，像在喊“这里！这里！”
我低头看那本日志，最后一页的空白处，不知何时多了行铅笔字，歪歪扭扭的，是老婆婆的笔迹：“宣统三年冬，收到她从海外寄的信，说被海盗掳去做了绣工，逃出来时船坏了，在码头打零工攒钱修船。她说，看见塔灯就知道家在等她。”
铁盒里的椰子糖碎块突然滚落到日志上，恰好盖住“等你”两个字。远处的船灯越来越近，隐约能看见船头站着个穿蓝布衫的老妇人，正朝着灯塔挥手，手里举着个油纸包，在风中轻轻晃。
“看，”老婆婆笑得眼泪直流，“我说过，她会听见钟声的。”
塔顶的灯光突然变得明亮，像是积聚了百年的光都在这一刻迸发。铁皮青蛙在口袋里跳了跳，黄铜肚皮上的“盼”字亮了起来，和钟声、灯光融在一起，在雾里织成张温暖的网。
大哥碰了碰我的胳膊，指着日志里夹着的另一张纸条，是张简陋的地图，标注着“南洋码头——望归岛”的航线，旁边画着艘小小的船，船上画着颗糖。
“下一站，南洋码头。”他低声说，声音里裹着海风的潮湿，“去看看她当年攒钱修船的地方。”
我攥紧手里的椰子糖碎块，甜味仿佛透过指尖渗进心里。钟声还在响，雾渐渐散了，露出满天星光，像无数双眼睛，在见证这场跨越了百年的等待。
南洋码头的风总带着咸涩的潮气，木质栈桥在脚下咯吱作响，每块木板的缝隙里都嵌着细碎的贝壳和沙粒，像是被岁月嚼碎的时光。我们顺着老婆婆指的方向找到那间旧修船厂时，锈迹斑斑的铁门正挂着“停业整顿”的木牌，门轴上的蛛网蒙着层薄灰，却在角落留着个被反复蹭过的豁口，显然常有人从这里钻进钻出。
“就是这儿。”大哥推开门时，铰链发出老驴般的嘶鸣，惊得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院子里堆着半船拆下来的木板，有的还留着烧焦的痕迹，有的侧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名字——“阿珠”“阿福”“水根”，像是当年修船工的记号。最里侧的工棚墙上，用红漆画着艘没完工的船，船帆上写着“望归号”，旁边歪歪扭扭添了行小字：“等她回来，就叫这名儿。”
工棚的铁架上挂着件褪色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别着枚铜制的船锚徽章，背面刻着个“禾”字。大哥取下布衫时，从口袋里掉出个牛皮笔记本，纸页已经泛黄发脆，第一页贴着张黑白照片：穿工装的年轻姑娘站在船坞边，手里举着把扳手，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身后的半成品船身上，正刷着“望归号”的底漆。
“民国十七年三月，”我翻开笔记本，字迹带着点稚气，却透着股韧劲，“今天总算攒够买龙骨的钱了，老杨说这根楠木够结实，能抗住台风。他不知道，我偷偷在龙骨里刻了字——‘载着阿爹的钟声回家’。”纸页间夹着张皱巴巴的账单，上面记着“铁钉：32文”“桐油：5斤”，最后一行用红笔圈着总数，旁边画了个小小的笑脸。
往后翻，字里渐渐多了些忧虑。“五月十二，台风把船棚掀了半顶，刚削好的船桨断了三根。阿爹的信说塔灯快没油了，可我手里的钱只够买桐油……”这页的边缘有泪痕晕开的墨迹，在“阿爹”两个字上反复洇染，几乎看不清笔画。“六月初七，遇见个南洋来的商人，说能帮我带封信给望归岛，还说塔上的钟最近敲得特别急。我把攒的椰子糖塞给他，让他务必交到敲钟的人手里——那是阿爹最爱吃的牌子。”
最后几页贴着张船票，目的地是望归岛，日期被雨水泡得模糊，只能看清“宣统三年秋”。票根背面写着行极小的字：“修船的老李说，望归岛的塔灯最近亮得特别稳，像是有人添了新油。”
“这儿有东西。”大哥弯腰从船板下拖出个铁皮箱，锁扣已经锈死，砸开后，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根船钉，每根钉帽上都刻着个“归”字，旁边放着个锡制酒壶，壶底刻着“守”字。最底下压着件叠得平整的粗布围裙，口袋里缝着块碎镜片，对着光看，能映出工棚墙上“望归号”的影子。
正翻着笔记本，院门口突然传来拐杖点地的声音。个穿粗布短褂的老汉站在那里，手里拄着根船桨改的拐杖，桨叶上刻满了日期。“你们是来看‘望归号’的？”他声音洪亮，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船底的青苔，“我爹当年是这船厂的学徒，说有个姑娘总在月亮底下敲钉子，嘴里念叨着‘再快些，再快些’。”
他指了指工棚后的水道：“那船后来没完工，姑娘听说望归岛的钟敲得越来越弱，揣着攒的钱就坐船走了，临走前把船板拆了，每块板上都写了日期——从她来码头的第一天，到走的那天，整整三百六十五天。”老汉蹲下身，扒开水道边的淤泥，露出块埋在泥里的船板，上面刻着“第189天，今天阿爹的信说，塔上的钟绳断了，他够不着换”。
“她走后，我爹每天来这儿拼船板，”老汉笑了笑，眼角泛着湿光，“拼了三十年，才拼出半艘船身。他说，等拼完了，就划去望归岛，看看那姑娘有没有把钟修好看。”他指着远处的海面，夕阳正把海水染成金红色，“你们看，今天的浪特别稳，像在等船开呢。”
铁皮箱里的船钉突然在掌心发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苏醒。我低头看笔记本最后一页，不知何时多了行用铅笔补的字，笔迹和望归岛老婆婆的如出一辙：“宣统三年冬，登岛时塔灯亮得很，钟绳是新换的麻绳，阿爹说，每天敲钟时都能听见船板响，像是‘望归号’在往这儿开。”
大哥把那枚刻着“归”字的船钉揣进兜里，船板下的海水轻轻晃了晃，像是有艘看不见的船，正顺着涨潮的方向，慢慢驶向望归岛的方向。栈桥上的麻雀又飞了回来，落在“望归号”的船骨上，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催着谁快点启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