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重大突发事件的严峻考验和深刻反思后，江辰对清河市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和未来方向有了更清醒、更迫切的认识。他意识到，过去依靠单一目标驱动、运动式治理、行政命令主导的传统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复杂多变的执政环境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应对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这不仅仅是修补补的制度调整，更是一场系统性的、深刻的重构。他开始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在清河市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这场重构，首先源于对传统治理模式局限性的深刻洞察。在突发事件应对和日常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诸如部门壁垒导致协同困难、信息不畅影响决策效率、基层权责不匹配削弱执行能力、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不足制约治理活力等，都指向了体制机制层面存在的深层次障碍。江辰认识到，必须打破路径依赖，推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的全面升级。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构，核心在于理顺几组重大关系：
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核心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江辰推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是简单减少审批事项，而是从根本上转变政府职能。他要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对于新经济、新业态，探索包容审慎监管，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同时，政府在战略引领、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更强有为，弥补市场失灵。
二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目标是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江辰注重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慈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等参与社会治理。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利用社区议事会、线上平台等方式，引导群众有序参与公共事务。在公共服务领域，探索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竞争机制，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
三是层级政府间的关系。关键是明确事权划分，优化职能配置。针对基层“权小责大”问题，江辰推动深化管理体制改革，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更多审批服务执法权限，并配套下放资源。优化市直部门与区县的关系，强化市级统筹规划、政策制定和监督检查职能，下放具体执行和服务职能，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四是传统治理方式与现代科技的关系。目标是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治理智能化。江辰将“数字清河”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打通数据壁垒，构建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在政务服务领域，深化“一网通办”，推动更多事项“指尖办”“刷脸办”。在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生态环保等领域，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手段，提升预警预测预防能力。
基于这些思考，江辰推动了一系列具体的实践探索：
在决策机制上，完善重大决策程序，强化调查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公众参与等环节的刚性约束。建立政策执行情况反馈机制和后评估制度，确保决策科学、执行有效。
在执行机制上，深化“大部门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减少职责交叉。全面推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模式，强化条块协同。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重点工作专班推进机制，确保重大任务落实。
在监督机制上，整合各类监督力量，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运用大数据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推动公开透明。完善绩效管理制度，突出实干实绩导向，强化结果运用。
在法治保障上，大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确保司法公正，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将政府活动全面纳入法治轨道。
在基层治理上，总结推广疫情防控中形成的有效经验，深化网格化管理，推动人、地、事、物、组织等要素入格，实现“多网合一”。推广“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的联动治理模式。为基层减负增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
这些探索并非一帆风顺。观念转变需要过程，部门利益需要协调，既有工作惯性和路径依赖需要克服，新的模式需要实践检验。江辰采取试点先行、循序渐进的策略，选择基础较好的区县和领域先行先试，鼓励基层创新，及时总结推广成功经验。
例如，在推动“一网统管”时，先选择交通治理、应急调度等具体场景突破；在深化“放管服”改革时，重点攻坚“一业一证”和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在完善基层治理时，着力解决社区职责清单、考核评比过多过滥等突出问题。
江辰清醒地认识到，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他要求全市各级干部，必须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瞄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每一次有效的探索，每一项制度的完善，都是朝着治理现代化目标迈出的坚实一步。这场深刻的重构与实践，旨在为清河市的高质量发展锻造更加强健的“体格”，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风浪，行稳致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将深刻地塑造清河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