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与罗贯中师徒二人正沉浸在关于“最不坏制度”的沉重讨论中，门外忽然响起了几下略显迟疑的叩门声。
罗贯中起身开门，只见门外站着两位年轻的士子，正是同样寄居于此、准备参加科举的齐德与黄子澄。两人面色都有些局促，眼神闪烁，带着几分尴尬，又夹杂着一丝找到同类的渴望。
“施先生，罗先生，”齐德率先拱手，声音比平时低了几分，“我二人……在隔壁偶然听得两位高论，心中……心中颇有所感，冒昧前来叨扰，还望恕罪。” 黄子澄在一旁跟着行礼，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什么，只是脸上的神情更显不安。
施、罗二人对视一眼，心下顿时明了。眼前这两位，可是天幕上“大名鼎鼎”的“建文三傻”之二。虽说之前洪武皇帝为他们“平反”，稍稍抬了抬他们的地位，但近来天幕搞出那“有奖答题”，将靖难旧事和他们的“功绩”翻来覆去地剖析、调侃，使得他们刚刚好转一点的名声，瞬间又变得臭不可闻。如今在这应天府，他们几乎是士林中的笑柄，处境比施、罗这两位前张士诚幕僚还要尴尬几分。
“齐兄，黄兄，快请进。” 罗贯中侧身让开，语气平和。施耐庵也指了指旁边的座位：“不必多礼，坐下说话。陋室清谈，能得二位同道，亦是幸事。”
齐德和黄子澄小心翼翼地坐下，姿态拘谨。与虽然未曾显达但至少凭借着述留名后世的施、罗相比，他们身上背负的可是“误国蠢材”的沉重标签，这让他们在两位看透世情的小说家面前，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不自然和自卑。
施耐庵何等眼光，一眼便看穿了二人的窘迫。他提起桌上的粗瓷茶壶，为两人各斟了一碗微凉的茶水，缓缓道：“二位不必如此拘束。老夫与贯中，早年也曾于张士诚幕中奔走，深知谋士之难。献策于前，成败在后，其间变数，岂是人力所能尽控？一策之失，或许有智虑不周之处，然时也，势也，运也，皆非献策者一人之过。”
罗贯中也接口安慰，语气带着理解：“是啊，齐兄、黄兄。天幕所言，乃是后世盖棺定论，站在结果回望前因，自然觉得处处是错。可身处当时局中，信息不明，压力重重，每一步抉择都如履薄冰，谁又能保证自己的选择一定是万全之策？我辈读史、着史，更应体会其中身不由己的艰难。”
这番话说得恳切，并未因他们未来的“恶名”而有丝毫轻视，反而带着一种同为“谋士”、理解其中辛酸的共鸣。齐德与黄子澄闻言，紧绷的神色稍稍缓和了一些，黄子澄更是轻轻舒了一口气，仿佛心中的块垒被挪开了一点。
几碗茶水下肚，气氛不再像初时那般凝滞。话题自然而然地，又绕回到了天幕那个核心观点上。
“方才听二位先生论及那‘文官政治乃最不坏之选择’，”齐德鼓起勇气，将话题引回正轨，这也是他们最初被吸引来的原因，“晚辈……晚辈心中其实亦有同感，只是……只是经天幕一事，愈发觉得，即便选择了这‘最不坏’之路，具体行走起来，亦是步步惊心，稍有不慎，便可能……便可能如我二人未来那般，贻笑后世。”
他这话带着明显的自嘲和苦涩。黄子澄也低声道：“文官体系内部，亦有权争，有党同伐异，有清谈空论，有识见短浅……如何确保这‘最不坏’的体系，能不走向僵化、腐败，或是在关键时刻做出愚蠢的决策？想来……实在令人惶恐。”
施耐庵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他们的忧虑：“二位所虑极是。这‘最不坏’，并非一劳永逸的保险。它更像一个框架，一个基础。在此框架内，仍需贤能之士秉持公心，洞察时势，灵活应对。如同良医手持相对可靠的药方，但也需根据病人具体病情，随时调整药剂分量，甚至辅以针灸、砭石等其他手段。”
罗贯中补充道：“文官政治，重在‘文’，但绝非排斥一切‘武’与‘变’。其精髓或许在于，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议事和决策平台，使得不同意见得以交锋，各种利弊得以权衡。即便……即便最终仍可能做出错误决策，但其过程，相较于一人独断或武人专政，至少多了一重纠错的可能，尽管这重可能有时来得太慢，甚至……无力回天。”
他这话说得含蓄，但齐、黄二人都听出了言外之意：即便他们未来在削藩问题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若是在一个更健康、更有制衡的文官体系内，或许其负面影响能被部分限制或延缓，而不至于如历史上那般，几乎由他们几人就将帝国推向深渊。
房间里再次陷入短暂的沉默。窗外天幕的光芒依旧，映照着四张神色各异的脸。
施耐庵看着眼前两位心情复杂的年轻人，最终缓声道：“后世评价，已成定数，忧心无益。重要的是当下。既知此路艰难，更当时时警醒，磨练心性，增长见识。若他日真有机会身居其位，当思‘最不坏’之真意，并非苟且求全，而是在认清现实局限后，仍力求在那框架之内，做出于国于民相对有利的选择。即便……最终仍难逃史笔如铁，至少，无愧于心。”
这话谈不上多么振奋人心，甚至带着一丝悲观的底色，但却奇异地让齐德和黄子澄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慰藉。这是一种卸下部分不切实际包袱后的清醒，是一种承认自身和制度都存在缺陷后的务实。
他们四人，一位是看透兴衰的老者，一位是胸怀史笔的才子，两位是背负着未来“蠢名”的失意士子，在这洪武十一年的夜晚，因天幕而聚，因对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困惑而产生了奇特的共鸣。他们都明白，那条“最不坏”的路，走起来，依旧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