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飞机制造厂的组装车间里，顶棚下最后一批拉-9战斗机的部件正被工人们小心翼翼地吊装到位，进行着最后的调试。
刘川在一众人员的簇拥下，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一切。他身边站着专门从沈阳兵工厂赶来的陈致远教授和德国专家汉斯·穆勒。
一位负责组装线的苏联专家安德烈走了过来，用带着浓重口音的中文说道：“刘副主席，按照目前进度，最迟下个月初，第一批五架拉-9就可以下线进行试飞。雅克-11教练机的生产线调试也接近尾声。”他的语气带着一丝完成任务的轻松，但也隐含着优越感，仿佛这一切成就主要归功于他们的援助。
刘川点了点头，随即问道：“安德烈同志，感谢你们的辛勤工作。不过，我更关心的是原材料的本土化替代和技工的培养进度。我们不能总是依赖进口的铝材和特种钢。”他转向陈致远和穆勒：“陈教授，穆勒先生，关于利用国内现有资源，改进合金配方的事情，进展如何？”
陈致远回答道：“老总，我们正在尝试用抚顺的优质煤炭和鞍山的钢铁为基础，结合穆勒先生提供的热处理工艺，试验新型的航空铝材替代品。实验室阶段已经有了一些眉目，但距离大规模量产还有距离。”
汉斯·穆勒用略显生硬的中文补充道：“材料的韧性还需要提升，不过，根据我的经验，方向是正确的。重要的是建立我们自己的材料和工艺标准。”
聂政委接过话，语气温和却坚定：“技术和设备引进很重要，但消化吸收，最终实现独立自主，才是长远之计。政治部已经下文，要求各厂矿、院校，挑选最优秀的年轻工人和学生，组成专班，跟着苏联专家和我们自己的技术骨干，边干边学，一定要把技术真正学到手。”谭正立刻表示：“政委放心，人员选拔和思想动员工作我们已经部署下去，保证选送的都是根正苗红、有文化底子的好苗子。”
这时，刘川注意力更多地在车间一角正在组装的战斗机骨架上：“这飞机是好东西，可光有飞机还不行。咱们的飞行员训练、地勤保障、空域指挥，都得跟上得尽快把航空兵指挥学院的架子搭起来，教材和训练大纲要抓紧编撰。”
刘亚立刻回应：“这方面我们和苏联同志还有很大差距。我已经安排司令部作战部和通讯部门，抽调精干人员，组建空军作战指挥研究小组，先从理论上啃骨头，同时组织现有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强化训练，熟悉新机型。”
朱锐看着战斗机，若有所思：“有了制空权，咱们炮兵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以后部队机动、集结，也不用太担心敌人飞机的骚扰了。不过，高射炮的配置和防空预警体系的建立也得同步跟上，不能把宝全押在战斗机上。”
粟昱也点头赞同：“考虑得周到。咱们过去挨炸挨多了，现在有了自己的飞机，这防空的弦更不能松。”
众人的讨论热烈而务实，围绕着刚刚起步的空军建设，提出了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刘川静静地听着，偶尔点头，他知道，这才是真正迈向现代化的开始，不仅仅是拥有几架飞机，而是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
离开飞机厂，一行人又驱车前往位于沈阳郊外的重型坦克生产基地。相比飞机厂，这里显得更加“厚重”。
车间里，刚刚下线的重型坦克排成一列，负责坦克生产的原装甲纵队司令，现任第一重装甲军军长梁中玉，正带着一群技术人员和车组人员，对坦克进行最后的检查。
看到刘川等人到来，梁中玉快步迎上，敬了个礼，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报告副主席，各位首长，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完成了，第五十辆坦克刚刚完成总装，咱们现在，一个月能造五十辆，”他拍了拍身边一辆坦克的装甲。
刘川走到一辆坦克前，仔细查看了焊接缝和炮塔的转动机构，问道：“质量稳定性怎么样？故障率有没有降下来？”
梁中玉收敛了笑容，认真汇报：“比刚开始的时候强多了，但小毛病还是不少。主要是传动系统和发动机的匹配问题，还有这新式的76.2毫米炮，精度是够了，但连续射击后的炮管寿命和精度保持，还需要进一步测试和改进。”
他指了指旁边一群正在忙碌的技术工人：“多亏了陈教授和穆勒先生带来的技术和标准，我们现在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检验流程，每一辆坦克出厂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测试。”
韩楚围着坦克转了一圈，对梁中玉说：“老梁，光有坦克不行，你得让它们动起来，形成拳头。新的编制和战术演练搞得怎么样了？步坦协同不能还是老一套。”
梁中玉立刻回答：“我们正在摸索。按照新的编制，每个重装甲军下辖三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还有一个自行火炮营和一个工兵营。现在白天练战术协同，晚上搞沙盘推演，发现问题就立刻整改。就是这油料消耗太大了，后勤部门的同志没少跟我抱怨。”
刘亚接过话头：“后勤保障必须适应新的作战模式。我们已经着手制定针对重装部队的专项补给预案，建立前推补给点，增加运输车辆。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各部队严格遵守补给纪律，不能像过去那样打到哪算哪。”
刘川听着众人的汇报和讨论，心中那份来自前世的记忆不断被激活。他清楚地知道，不久之后，在鸭绿江对岸，一场与世界最强军队的较量即将开始。对方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强大的地面火力和高度机械化的部队。眼前的这些飞机和坦克，以及正在摸索的新式战术和严明的军纪，将是未来保家卫国的关键。
他转过身，对在场的所有高级指挥员说道：“同志们，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解决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在为未来的胜利打下基础。我们的敌人很强大，他们的飞机可能比我们的多，炮火可能比我们的猛。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打法，”
他的声音不高带着力量：“我们要发挥我们擅长的近战、夜战，发挥我们严格的纪律性和顽强的意志，更要发挥我们正在形成的体系作战能力。步炮坦协同，空地配合，后勤保障，通讯联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掉链子。我们要让敌人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支全新的、拥有现代化装备和战术思想的人民军队，”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粟昱，韩楚。梁中玉、朱锐等人：“重装甲军和合成军的训练不能停，要模拟最恶劣的环境，最复杂的敌情。空军要加紧形成战斗力，不仅要能上天，更要能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炮兵要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坦克集群和坚固工事。我们要练的，是在敌人绝对的火力优势下，如何生存，如何机动，如何找准敌人的弱点，给予致命一击，”
刘川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同时也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斗志。
他们有的人跟随刘川从山东打到东北，又从东北横扫海南、金门，深知这位司令员每每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惊人却正确的决策，其战术眼光远超常人。
随着各项工作的深入推进，挑战也接踵而至。国产航空发动机的试制遇到了瓶颈，材料不过关，加工精度不够，导致故障频发。
重坦克的野外长途机动训练，暴露了后勤保障链条的脆弱，故障坦克的野外抢修能力也亟待提高。新编制的合成军在复杂地形下的指挥协调依然不够顺畅，通讯延迟和误判时有发生。
在一次针对性的实兵对抗演习总结会上，面对暴露出的问题，刘川没有发火，而是将参演各部的主官叫到一起，逐一复盘。“蓝军”指挥官，由以战术刁钻着称的丁伟担任，他毫不客气地指出了“红军”装甲部队在迂回过程中与步兵脱节，被他的反坦克小组“敲”掉了好几辆。“红军”指挥员悍将张大彪，则抱怨空军支援呼叫流程太繁琐，错过了最佳攻击时机。
刘川耐心地听着双方的“争吵”，等到大家都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吵完了？吵完了就解决问题。丁伟，你的反坦克小组是怎么渗透进去的？张大彪，你的步坦协同预案是怎么制定的？空军引导员为什么没能及时前出？一个个环节给我捋清楚，我要的不是推卸责任，是要找到问题的根子，然后把它解决掉，下次演习，我不想再看到同样的问题，”
这种严谨甚至近乎苛刻的要求，贯穿了整个训练过程。但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循环中，部队的战斗力在悄然提升。
生产线上的工人们和技术人员，在陈致远和穆勒的带领下，日夜攻关，一点一点地攻克技术难题；训练场上的官兵们，在各级指挥员的严格要求下，反复演练，磨合协同。
当第一批完全由国内原材料和工艺试制的航空发动机顺利通过数百小时耐久测试的消息传来，当重装甲军在复杂电磁环境下成功完成师级规模突击演练的报告放在刘川桌上时，他知道，这支军队的筋骨正在变得更加坚韧。然而，他心中那份关于未来的隐忧并未散去，他清楚地记得，在另一个时空里，那场战争的残酷与艰巨。他站在办公室巨大的地图前，目光越过东北平原，投向鸭绿江的方向，心中默念：“装备有了，训练也在加紧，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们必须准备得再充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