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的万国馆，“忆双老”号的船舷上冒出了几株嫩绿的芽——不知哪个孩子把“念双老”菊的种子撒在了船缝里，竟在木头的褶皱里扎了根。皇太孙让人小心地扶正嫩芽，笑着说：“这船是活的，它也想开花呢。”
孩子们闻讯都来围观，有人带来中原的花肥，有人捧着极北的雪水，非要给嫩芽“凑齐天下的养分”。没过多久，嫩芽真的抽出了花茎，顶着个小小的花苞，像给船戴了朵黄灿灿的勋章。
“它在说，”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指着花苞，“就算是船，也能当‘家’呢。”
极北的“共生节”办得一年比一年热闹。阿木带着部落的人，用鲸骨搭起了一座“万国门”，门框上挂满了各国送来的信物：中原的丝绸、西洋的铜铃、南洋的珊瑚、非洲的木雕。谁要进花田，都得从门下过，寓意“跨进这门，就是一家人”。
这年的“共生节”，阿木特意从中原请了戏班，在“家”字菊田前搭起戏台，唱《共生双老传》。极北的百姓裹着兽皮，坐在雪地里听戏，听到萧煜卸甲、沈清辞绣花时，纷纷抹起了眼泪。
“原来天下的好故事，都是一样的，”一个老人说，“不管在冰原还是中原，守着家、爱着人，就是最好的日子。”
中原的学堂里，《万国共生志》成了必修的课本。先生们不讲帝王将相，只讲萧煜如何教农人种稻，沈清辞如何教绣娘配色，讲“忆双老”号上的椰糖如何甜，“念双老”菊如何在雪地里开花。
有个学生在作文里写道：“我家的‘团圆锅’，煮过中原的米、西洋的豆、极北的麦，我娘说，这锅煮的不是饭，是‘双老’想让我们过的日子。”
皇太孙看到作文时，让人把它刻在了“万国树”模型的底座上。底座上早已刻满了类似的句子，都是孩子们写下的“共生”感悟，密密麻麻，像树的根须，在泥土里悄悄蔓延。
入夏时，西洋的“共生园”送来喜讯：他们培育的“双老菊”，终于能在零下的温度里开花了。国王特意拍了画像寄来：雪地里的菊花黄得耀眼，旁边立着萧煜和沈清辞的石雕像，像两位老人正守着自己种下的暖。
“这花比玫瑰耐寒，比牡丹懂事，”国王在信里说，“它教会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争奇斗艳，是把温暖，送到最冷的地方。”
南洋的渔民们，则把“忆双老”号的船帆图案，拓印在了所有渔船的帆布上。出海时，成片的“万国树”帆影在海上移动，像一片会航行的森林。渔民们说：“有这树护着，再大的风浪都不怕，知道天下的人都在惦记着我们平安。”
秋天，万国馆举办了“万家共生展”。展品不是奇珍异宝，是寻常百姓家的物件：老农的锄头，锄头上还沾着“共生土”；绣娘的针线篮，里面有中原的丝线和西洋的珊瑚线；孩子的布偶，是用“万国锦”的边角料缝的，脸上绣着“念双老”菊。
最动人的是一面“花痕墙”，贴满了百姓们拓印的“念双老”菊花痕——极北的菊痕带着雪粒，中原的菊痕沾着泥土，西洋的菊痕印着露水，拼在一起，像把天下的土地，都印在了墙上。
皇太孙站在墙前，看着那些深浅不一的黄，忽然想起沈清辞绣帕子时，总说“针脚要藏在花里，才不扎人”。如今这天下的“共生”，不就像这些花痕吗？没有轰轰烈烈的印记，却在柴米油盐里，印满了温柔的痕迹。
萧煜和沈清辞的忌日，皇太孙带着阿木和学堂的孩子们，去了碎玉轩。海棠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幅巨大的“万国树”剪影。孩子们把各自拓的菊痕，拼在影子里，正好凑成一朵完整的花。
“爷爷，奶奶，”阿木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万国树”棉袍，对着树影深深鞠躬，“你们看，天下的花，都开成一家人了。”
风吹过，海棠花瓣落在菊痕上，像给花添了些粉色的蕊。皇太孙看着这一幕，忽然明白，所谓“九州同”，从来不是地理上的统一，是人心上的相通——是极北的雪地里，有人惦记着中原的稻；是中原的屋檐下，有人想着极北的花；是每家人的锅里，都煮着天下的味道。
而那棵看不见的“万国树”，早已枝繁叶茂，它的影子覆着九州，它的花痕印着万家，它的根须里，缠着无数个像萧煜、沈清辞、阿木、还有那些不知名的百姓的故事，在岁月里，慢慢长成了最平常，也最珍贵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