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老师的到访，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头，在晓光所在的小学管理层内部激起了不小的波澜。王校长并非尸位素餐之辈，一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自身可能存在的失察，行动倒也迅速。
他首先私下召见了三年级新任的班主任李老师。这位年轻的老师刚从师范毕业不久，脸上还带着未褪的书卷气和一股想要干出成绩的热情。听到校长严肃地转述了苏晓光的情况——长期遭受欺凌、老师处理不当、家庭为此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李老师震惊地捂住了嘴，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强烈的同情。
“李老师，”王校长语重心长，“这件事暴露了我们过去工作的不足。现在，你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孩子们就像一张白纸，染上什么颜色，很大程度上看我们如何引导。苏晓光同学的情况特殊，更需要我们格外的关心和正确的班级管理。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作为你班主任工作的一个重点，妥善处理好。”
李老师立刻挺直了背脊，眼神变得坚定：“校长，您放心！我虽然没经验，但我知道该怎么做！绝不能让学生在我的班里受到欺负！”
紧接着，王校长又请来了教导主任，三人一起郑重地找来了刘小军及其父母。
面对学校的正式约谈，刘小军父母最初还想拿出上次对付苏家时的那套架势，强调自己儿子“也被打伤了”、“受了委屈”。但王校长没有给他们胡搅蛮缠的机会，他态度鲜明地指出：经过初步了解，刘小军长期欺负同学、抢夺财物、言语侮辱是事实，此次事件亦是因他而起，性质恶劣。学校对校园欺凌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教导主任则拿出《学生守则》，一条条指出了刘小军行为的不当之处，并严肃告知其家长，若再不加强管教，严肃纠正孩子的错误行为，学校将考虑给予刘小军相应的纪律处分，甚至记录在档案中。
“处分”和“档案”这两个词，对于一向标榜“体面”的刘小军父母来说，具有不小的威慑力。他们脸上的嚣张气焰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慌乱和尴尬。他们终于意识到，这次不再是和穷酸的苏家扯皮，而是触及了学校的规章制度。
刘小军本人，在校长和教导主任严肃的目光下，也没了往日的跋扈，低着头，脸色发白，手指绞着衣角。
最终，刘小军父母不得不当着校领导的面，严厉训斥了儿子，并保证会严加管教。刘小军也被要求回去写一份深刻的检讨。
处理完刘小军，王校长和李老师又特意选择了一个下午，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主题班会。班会没有点名道姓地提及任何具体事件，但主题却格外鲜明——“我们都是好朋友：拒绝欺凌，友爱互助”。
李老师用精心准备的ppt和几个生动的小故事，讲述了同学之间应该如何相互尊重、互相帮助。她特别强调了每个同学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困难，但这绝不是可以被取笑和欺负的理由。
“我们的班级是一个大家庭，”李老师声音温柔却有力，“家庭的温暖，在于每一个成员都能感受到安全和被接纳。也许有的同学暂时遇到困难，穿的衣服旧一点，用的文具简单一点，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她）和我们一样，拥有被尊重、被友好对待的权利！相反，我们更应该伸出友谊之手！”
她鼓励同学们要勇敢地对欺凌行为说“不”，并且告诉孩子们，如果遇到困难或者看到别人被欺负，一定要及时告诉老师。
班会上，一些之前或许跟着起过哄、或许冷眼旁观过的孩子，都低下了头，若有所思。而更多善良的孩子，则用力地点着头。
这次班会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但一种微妙的变化确实开始在班级里滋生。至少，公开的、肆无忌惮的嘲笑和抢夺不再发生。课间时，开始有一两个女生犹豫着，尝试主动和一直独来独往的晓光说话。当她侧着耳朵努力去听时，对方也会耐心地重复一遍。
李老师也践行了她的承诺。她开始格外留意晓光，发现她听讲有时会吃力（因为耳朵不适），便会在下课后来到她座位旁，轻声问她是否听懂，需不需要再讲一遍。批改作业时，也会在她的本子上多写一两句鼓励的评语。
这些变化，细微得像早春的第一缕风，但对于一直生活在恐惧和孤立中的晓光来说，却如同冰雪初融。
她依然沉默，依然会下意识地躲避人群，但当她抱着那个缝补过的“小老虎”书包走在校园里时，背后不再有刺耳的嘲笑声；当她因为听不清而茫然四顾时，偶尔会接触到同学友善而非嘲弄的目光；当李老师温柔地询问她时，她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属于正常校园生活的关切。
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细微的温暖收集起来，像收集阳光的种子，悄悄埋进心底那片被阴影笼罩的土地。
校方的重视和介入，或许无法立刻根除所有偏见，也无法弥补过往的伤害，但它至少为晓光强行划定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这把伞，隔绝了最直接的风雨，让她得以喘息，让她那颗因为长期恐惧而蜷缩的心，得以尝试着，一点点地舒展。
教育的真正力量，有时并不在于轰轰烈烈的改造，而在于这润物细无声的守护和引导。对于晓光而言，这份迟来的守护，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