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紫宸殿后阁。此处比正殿更为私密，气氛也更为紧张。赵顼端坐于榻上，下列坐着首辅韩琦、次相曾公亮、枢密使文彦博，以及特意回朝报告的判三司盐铁判官吕惠卿、知制诰王珪。
而司马光，亦在受邀之列，坐在稍远的位置，眼帘低垂，似在养神。吕陶、范纯礼、孙觉等几位方才上书的官员，则肃立一旁。
赵顼没有绕圈子，直接点明了议题：“今日请诸公至此，只为绥州一事。吕陶、范纯礼、孙觉等爱卿，忧心边衅将开，国力不支，主张退让和谈。
朕意，当固守绥州，示强以止战。双方各执一词，诸公皆国之柱石，今日便畅所欲言，务求析明利害，以定国是。”
他首先看向吕陶：“吕卿，你方才言及‘失信启衅，非中国体’。朕有一问，信有大信小信，对敌国之信，与护佑归附我朝之民的信，孰轻孰重？”
吕陶一怔，谨慎答道：“回陛下，信义乃立国之本，自然……自然皆重。”
赵顼微微摇头，从案头拿起一本《旧唐书》，声音陡然变得犀利：
“不然！唐文宗时，李德裕镇西川，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举城来降，此乃万民归心！然宰相牛僧孺拘泥于与吐蕃之‘信义’，竟将悉怛谋及降卒遣返，结果如何？
忠义之士，尽遭屠戮！天下人笑牛僧孺之迂腐，而怜忠良之冤！”
他目光灼灼地逼视吕陶：“吕卿！今日若弃绥州、负嵬名山部众，与昔日牛僧孺之行何异？
此乃守对豺狼之小信，而弃护佑万民之大信！岂是真正的‘中国之体’？朕守绥州，正是要昭告天下，归附我大宋者，必得护佑！此方为堂堂中华应有之气度与信义！”
这一番引经据典的反驳，将“信义”区分为层次，立意高远，顿时让吕陶哑口无言，额头见汗。
赵顼不待他反应，目光转向范纯礼：“范卿担忧‘边臣生事，擅启兵衅’，认为种谔有罪，绥州得之不正，可是如此？”
范纯礼硬着头皮道：“陛下明鉴，种谔擅权，其罪当罚……”
“说得好！”赵顼截断他的话，“种谔擅自兴兵，其罪当罚！朕已下旨，贬其官秩，安置随州！朝廷法度，朕未曾废弛！”
他话锋一转，声如金石：“然，赏功罚过，岂可混淆！绥州之得，乃前线将士用命、万民归心之功，岂可因一将之过而轻弃？
若因罚罪而弃土，是以私废公，因噎废食！此非明主所为！朕罪种谔，是正国法；守绥州，是固社稷。二者并行不悖！范卿以为如何？”
范纯礼被这清晰的切割驳得面红耳赤，讷讷不能言。
最后，赵顼的目光扫过孙觉，落在了始终沉默的司马光身上，虽未直接点名，但话语却似直指其心：
“至于孙卿等所忧‘恐招致大规模入侵，耗竭国用’，朕更有一言！”
他站起身来，走到阁中悬挂的西北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绥州的位置：
“诸卿只知示弱可苟安，可知示弱更招战？只知备战耗国用，可知无备必亡国？”
“庆历年间旧事，殷鉴不远！我朝愈是退让，岁币愈增，元昊反而愈猖狂！为何？因为他看透了我朝的虚弱！看透了我朝畏战如虎！”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一种穿透人心的力量：“今日若退绥州，西夏明年必索麟府，后年必图秦凤！欲壑难填，何时方休？
唯有今日示之以强，守土不退，让其撞得头破血流，方能知其厉害，换来真正和平！此乃以战止战，方是恤民之长策！一时的退让，换来的只能是更大的战争和更多的屈辱！”
这番话，如惊雷炸响在后阁之中。吕陶、范纯礼、孙觉等人脸色煞白，被皇帝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的驳斥压得抬不起头来。
赵顼缓缓坐回御座，目光最后定格在一直眼观鼻、鼻观心的司马光身上，语气意味深长：
“司马卿家，你修撰《资治通鉴》，遍览古今兴衰。当知治国如治病，症候不同，药方亦异。仁宗朝之良药，未必能解今日之沉疴。
固本培元固然重要，然若外邪已侵门庭，仍一味讳疾忌医，只讲温补，恐病入膏肓，悔之晚矣！绥州，便是今日必须祛除的‘外邪’，亦是固本强元的要冲！朕意已决，诸卿不必再议。”
他没有直接指责司马光，但这番“治病用药”的比喻，尤其是“只讲温补，讳疾忌医”八字，如同无形的鞭子，狠狠抽在了司马光及其所代表的“复古”、“持重”路线的核心理论上。
司马光的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但仍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只是深深一揖，并未出声。
他知道，皇帝今日这番言论，不仅是说给吕陶等人听的，更是说给他司马光听的。这是一次敲山震虎，一次公开的路线申明。皇帝用他们最熟悉的经典和历史，彻底颠覆了他们赖以立论的根基。
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老臣，始终沉默。他们看得出，皇帝今日是有备而来，句句切中要害，其见识和辩才，已远超他们的预期。
吕惠卿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而王珪则暗自心惊于皇帝的锋芒。
这场御前辩论，以赵顼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它不仅驳斥了放弃绥州的论调，更沉重打击了朝堂上那股强大的、试图将国家拉回“仁宗旧轨”的保守势力。
经此一役，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这位年轻官家，有着不容置疑的意志和与之匹配的智慧。熙宁时代的航向，在激流与暗礁中，被赵顼强行扳向了他所认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