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膛里的火明明灭了，可摸到灶台时，掌心还是烫的。阿桂婶用柴灰把火星埋起来，说这样能留到后半夜，等醒了添把柴，就能热早上的粥。
“当年你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的。”她往灶膛里塞了把干松针，火星“噼啪”跳了两下，映红了她眼角的皱纹，“他说过日子就像烧灶，得留点火种，不能一股脑烧尽了，不然天寒地冻的，连口热乎的都喝不上。”
我蹲在灶前，看着那些被柴灰盖着的火星，忽然想起早上的事。天刚亮时，我听见灶房有动静，扒着门缝看，阿桂婶正往灶膛里添柴，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像个跳动的老故事。
“婶，您咋起这么早？”我推开门时，她正用锅铲敲着锅沿，锅里的粥“咕嘟”冒着泡，米香混着枣甜飘出来。
“睡不着。”她往灶膛里又添了根柴，“老想着你爷爷烧灶的样子，他总说我性子急，添柴太猛，火蹿得太高，饭容易糊。”她笑了笑，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怕我累着，想多烧几年灶，让我多睡会儿。”
粥好了，她给我盛了一碗，红枣浮在上面，甜得人舌尖发颤。“你尝尝，这是你爷爷种的金丝小枣，当年他说这枣得用灶膛余温煨着才甜，急火煮不出这味儿。”
我捧着碗，看着枣子在粥里打转，忽然明白，为什么她总守着这口老灶台，不肯换村里统一给装的煤气灶。那些被火燎黑的灶壁，被锅铲磨亮的灶台沿，被岁月熏黄的烟囱口，藏着的何止是烟火气。
正想着，院门外传来车轮声，是收粮的老周赶着驴车来了。车斗里的麻袋鼓鼓囊囊，装着刚收的新米，他站在车旁吆喝：“阿桂婶，新米要过秤不？”
“过！”阿桂婶放下锅铲，解下围裙擦了擦手，“让你侄女看看，今年的米比去年沉多少。”
老周搬来秤，钩子勾住麻袋时，秤砣滑了一下，他赶紧用手稳住，大声报数：“一百二十八斤！比去年多了十五斤！”
阿桂婶的眼睛亮起来，往我手里塞了个空麻袋：“帮着装米，今年的新米得装在这老麻袋里，透气。”麻袋上还留着去年的米香，粗粝的布面蹭得手心发痒。
装到第三袋时，我发现麻袋角有个破洞，米正顺着洞往外漏。阿桂婶看见了，从针线笸箩里找出块蓝布，三两下就缝好了，针脚歪歪扭扭，却把破洞堵得严严实实。
“你爷爷补麻袋总用蓝布，他说蓝色耐脏。”她把缝好的麻袋递给我，手指在布角上捻了捻，“其实我知道，他是觉得我最爱穿蓝布衫，故意找的由头。”
老周把称好的米搬上车，车板压得咯吱响。阿桂婶往他手里塞了袋新米：“给你家娃尝尝，灶膛余温煨过的枣，配新米熬粥，香。”
老周乐呵呵接过去，鞭子一甩，驴车“咯噔咯噔”往村外走，车后扬起的尘土里，混着新米的清香。
日头爬到头顶时，阿桂婶让我帮着翻晒场上的谷子。竹匾里的谷粒被晒得发烫，我用木耙子翻动时，谷粒从指缝漏下去，像撒了把碎金子。
“当年你爷爷晒谷，总爱把竹匾摆成圈，说这样像个粮仓，谷子看着心里踏实。”阿桂婶坐在场边的石碾上，手里择着豆角，豆角的清香和谷香缠在一起，“他走那天，也是这么好的太阳，谷粒在竹匾里滚来滚去，他忽然就倒在竹匾旁，手里还攥着把木耙子。”
我手里的木耙子顿了顿，谷粒在竹匾里停住了滚动。
“后来我总觉得，他没走。”阿桂婶的声音轻得像叹息，“每次翻谷粒，都能听见他在说‘慢着点，别把谷粒撒了’；每次烧灶，都能闻见他说的‘松针引火快，耐烧’；就连这老麻袋，摸着都像他的手，粗粗拉拉，却暖得人心头发烫。”
豆角择完了，她起身往灶房走：“中午咱吃豆角焖饭，就着新米，香。”
灶膛里的余温还在，我添了把柴，火苗“腾”地窜起来，舔着锅底，把阿桂婶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像老电影里的画面。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下，正午了。晒场上的竹匾被阳光晒得发烫，谷粒的香味越来越浓，我忽然明白，那些灶膛里的余温，竹匾里的谷香，麻袋上的补丁，都是时光留下的念想，像灶膛里的火星，看着灭了，其实一直燃着，暖着往后的日子。
收谷的驴车走远了，车辙里落着几粒新米，被阳光晒得透亮。阿桂婶端着豆角从灶房出来，喊我吃饭时，我看见她眼角的皱纹里，盛着满满的光，像灶膛里跳动的火星，也像竹匾里滚动的谷粒，平凡，却又踏实得让人心里发烫。
午后的阳光穿过晒谷场，把竹匾的影子拉得很长，谷粒在光里轻轻跳，像在诉说着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关于守候，关于传承，关于那些藏在烟火气里的爱与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