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学习班的第一天，气氛比预想的更为凝重。场部大礼堂，这座平日里用于召开全厂大会、偶尔放映革命电影的建筑，此刻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形的压力舱。
台下，黑压压地坐着数十名被列入名单的学员，无人交谈，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极少。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陈旧木料和一种无声的紧张混合而成的沉闷气味。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的横幅，上面贴着崭新的白色大字——“提高思想认识，肃清流毒影响”。台前，几名穿着整齐中山装、脸色严肃的“思想改造队”成员正襟危坐，锐利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扫视着台下每一张面孔。
廖奎和谢薇坐在人群中靠后的位置，刻意保持着低调。他们穿着半旧的、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姿态端正，目光平视前方，既不显得过于突出，也不流露出任何抵触或不安的情绪。周申坐在离他们几排远的地方，始终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放在膝盖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学习以一场冗长而充满火药味的报告开始。改造队的负责人，一个戴着深度眼镜、嗓音却异常高亢的中年男子，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反复阐述当前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强调每个人都需要“洗澡”、“除尘”，“彻底改造世界观”。他的话语如同冰冷的鞭子，抽打在每个人的神经上。
报告结束后，学员们被分成几个小组，进行“讨论”和“思想汇报”。廖奎和谢薇被分在了不同的小组，这让他们心中微微一紧，但面上依旧不动声色。
真正的考验，在下午来临。改造队的队员开始逐个约谈学员。
廖奎被一名面色黝黑、眼神犀利的年轻队员叫到了大礼堂旁边一间临时辟出的办公室里。房间不大，只有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窗户被报纸糊住了大半，光线昏暗。
“坐。”年轻队员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子，自己则翻开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拿起钢笔，动作干脆利落，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廖奎依言坐下，腰背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落在对方胸前第二颗纽扣的位置——这是一个既显得专注又不至于对视引发对抗的位置。
“姓名？”
“廖奎。”
“年龄？”
“二十二。”
“家庭出身？”
“富农。”廖奎的声音平稳，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这是他无法改变的烙印，也是改造队关注的重点。
“具体说说。”队员头也不抬，笔尖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
“我家在红星公社，三代都是杀猪匠。爷爷那辈攒下些家业，置办了点田地，定了富农成分。我爹，我，都是跟着家里学的手艺。”廖奎的回答简洁、客观，没有任何修饰，也没有试图辩解。他深知，在这种时候，任何多余的解释都可能被曲解。
队员抬眼瞥了他一下，似乎对他的坦然有些意外，但很快又低下头去：“为什么来北大荒？”
“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也想换个环境，靠自己的双手吃饭，改造思想。”这是标准答案，也是部分事实。
“你对当前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怎么看？要老实交代思想，不许隐瞒！”队员的问题开始转向核心，语气加重。
廖奎沉默了片刻，像是在认真思考，然后才开口，语气诚恳而带着适当的“自我批判”：“通过学习，我认识到以前的自己眼界太窄，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来到北大荒，看到广大革命群众和知青同志的建设热情，我很受触动。我认为当前的形势是必要的，是清除旧思想、建设新社会的必经之路。我本人成分不好，更需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争取成为一名对建设北大荒有用的新人。”
他的回答滴水不漏，既表达了对形势的“拥护”，又点明了自己的“原罪”和“改造意愿”，姿态放得足够低。
队员盯着他看了几秒，似乎在判断他话语里的真诚度，最终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几笔，语气稍缓：“嗯，有这个认识是好的。但要落实到行动上，不能光说不练。你的技术，场里是认可的，但思想上更不能放松。回去好好想想，还有什么需要向组织交代的，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是，谢谢同志指点。”廖奎站起身，微微欠身，然后转身离开了房间。门在身后关上的刹那，他才感到后背沁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虽然对方态度严厉，但问题都在预料之中，并未过分深究他岳父家的情况，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另一边，谢薇面对的是一位表情刻板、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队员。谈话的地点同样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
女队员的问题更为细致，尤其聚焦于她的家庭背景。
“谢薇，你的档案显示，你母亲是知识分子，父亲是原省军区的高级军官。说说他们现在的情况，以及你对他们的认识。”女队员的声音没有起伏，如同念着公文。
谢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这是最关键，也最危险的问题。她垂下眼睑，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带着一丝恰当的悲伤与疏离，这是她在心里演练过无数遍的。
“我母亲……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可能有些……跟不上形势。我父亲，”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词句，“他以前在部队工作，具体职务我不太清楚。他们……因为一些历史问题，现在在接受劳动改造。组织上的决定，我相信是正确的。作为子女，我应该划清界限，积极改造自己。”
“劳动改造？”女队员敏锐地抓住了这个词，“在什么地方？什么单位？”
“我听说是……在黑河地区这边，具体哪个农场，我不清楚。组织上没有通知我，我也不方便打听。”谢薇的回答半真半假，将不知情推给组织程序，这是最安全的做法。
女队员在本子上记录着，继续追问：“最近有没有他们的消息？”
谢薇抬起眼，眼神里适时地流露出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这担忧是对父亲下落的真实反映）：“没有。很久没有消息了。”她必须表现得完全不知道黑水河段的“意外”，尤其是关于母亲的部分。
“哦？”女队员拖长了语调，审视着她，“最近西山劳改队那边出了个事故，有个女劳改犯被猛兽拖走了，这事你没听说？”
谢薇的心脏猛地一缩，但她控制住了面部肌肉，只是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丝惊讶和些许后怕：“听……听场里人议论过一点，说是很吓人。但具体是谁……我不清楚，也没敢多问。”她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蜷缩了一下，仿佛因为听到这种惨事而感到不安，完美地掩饰了内心的惊涛骇浪。她不能表现出任何对“萧雅姿”这个名字的特殊反应。
女队员盯着她，似乎想从她脸上找出破绽，但谢薇那混合着紧张、茫然和恰当悲伤的表情，没有露出任何马脚。
“你要认清形势，谢薇。”女队员最终放弃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转而进行施压，“你的家庭背景很复杂，这是你的包袱，但也可能是你努力改造的动力。要彻底从思想上、情感上和你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深刻批判他们的错误，这样才能轻装前进，明白吗？”
“我明白，同志。我会努力学习，提高认识，坚决拥护组织的所有决定。”谢薇低声应道，态度顺从。
“好了，你先回去。好好反省，写一份深刻的思想汇报，重点谈谈你对家庭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要触及灵魂！”女队员合上笔记本，下达了指令。
“是。”谢薇站起身，如同廖奎一样，保持着恭敬的姿态离开了房间。
走出那间令人窒息的办公室，回到略显嘈杂的礼堂，谢薇才感觉肺部重新灌入了空气。她和廖奎在人群中短暂地对视了一眼，彼此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如释重负，以及更深沉的凝重。
第一次谈话，如同走过了一道布满荆棘的独木桥。他们凭借着提前的准备、沉稳的心态和恰到好处的表演，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改造队员的态度虽然严厉，但暂时停留在程式化的审查和思想施压层面，并未采取更过激的手段。
然而，他们都清楚，这仅仅是开始。那份需要“触及灵魂”的思想汇报，以及后续可能一轮又一轮的谈话、学习、批判，将是漫长而煎熬的过程。父亲的牺牲为他们换来的喘息之机，正被这无孔不入的政治压力一点点挤压。
外部的暗流，已然化作了实质的浪潮，拍打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必须像激流中的礁石，看似随波逐流，实则根基深植，才能在这场风暴中，守护住内心那份源于【幸福小屋】的、微弱却坚定的生机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