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端坐御座之上，语气平静却带着隐隐怒意地说道：
“朕方才已经讲明，此事尚需严守秘密。朕此番南行，乃关乎我大明根本，行程既定，不必再议。尔等退下吧。”
他们显然不会就此罢休。
即便皇帝当廷震怒，今日也势必要据理力争，绝不能让皇帝亲赴南方。
“陛下真要不顾祖宗基业，背离万民百官之劝谏而独行其是吗？难道陛下不记得隋炀帝的往事了吗？”
“陛下真要引发天下怨愤不成？”
若非顾忌朝堂威仪，朱由校几乎想放声大笑。
这一套以道德施压的手段，早已是老生常谈。
尤其是在明末，文臣们对此运用得炉火纯青。
当年他们攻击万历皇帝也是如此。先把自己装扮成道德高尚的清流，站在高处肆意指责皇帝，全无君臣之分。
皇帝无论推行何策、施行何事，只要不合他们心意，必遭群起反对。
从后世的眼光来看，明朝皇帝的权力比起汉唐宋不知集中多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封建王朝皇权集中的巅峰时期。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只是表面现象。
明朝皇帝的权力其实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朱元璋确实权倾天下，但他的后代远远不及。即便是朱棣，有时也不得不迁就士大夫。
到了朱由校的祖父万历皇帝时，文臣在朝廷的势力已隐隐凌驾于皇权之上。
“党争”正是文人势力迅速扩张的产物。
对于朝政事务，官员向皇帝进言本属正常，但他们连皇帝的内廷事务也要干涉，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议论一番。
此次皇帝决意南下，对这些文臣而言，无异于是要害受胁，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必须全力抗争。
而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皇帝的，正是来自南直隶的官员。
他们对皇帝南巡一事最为敏感。
自永乐十八年大明迁都北京后，政治中心与皇权重心也随之北移。
两百余年过去，皇权在江南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覆盖范围也日益缩小。皇帝不得不采取以官绅制衡豪强的治国策略。
虽然大明实行两京制度，南京仍设有完整的六部机构，但实际作用微乎其微，不仅无法协助皇权统御江南，反而成了地方豪强的庇护所。
南京长期游离于中央权力之外。
自宣宗皇帝至今，这两百余年里，从未有皇帝亲临南方。
久而久之，南方的实际权力逐渐落入本地官绅与豪强手中。
到了朱由校的天启年间，这些地方势力已然形成一个独立的小朝廷。
派系纷争与言辞激烈的争论最初便是在这里兴起，各地及京城官场中的不良风气，皆由这些出身江南的官员带入。
因南宋时期与金、蒙古的连年征战，再到明朝与蒙元长达数百年的冲突，北方早已满目疮痍，破败不堪。
华夏的文明延续以及经济文化的重心逐渐南移，在南方获得了稳定发展的环境，各项事业迅速超越北方，人才层出不穷。
南方这类未受战火长期侵扰的区域，自然更适合推行科举取士制度，因此担任官职者多为南方人士。
大明朝的南北发展极不平衡，江南出身的官员在朝廷中常年占据过半席位，独占优势。
南宋更不必多言，本就偏安南方一隅，几乎没有北方人参与其中。
他们花费数百年时间才取得今日地位，怎能轻易放手？
倘若皇帝始终居于南方，暂且不说自身与家族是否会受到影响，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利益格局必然遭遇重大挑战。
那些历经明争暗夺从皇权中夺取的权力必将被削弱，那种远离皇权、高人一等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皇帝一旦亲临，他们将重新受到严格管束，这绝非他们所能容忍。
正因如此，他们才会不顾一切地反对皇帝离京南巡。
当年的武宗皇帝如此，如今的朱由校亦然，甚至遭到的反对更为激烈。
然而朱由校并非朱厚照，他一旦作出决定，绝不会因他人反对而更改，更不会中途放弃，毁掉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
“你们嘴上说的全是百姓福祉、万民意愿，那朕作为君父，更有责任亲临民间，体察民情，亲眼看看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
“朕暂且不说其他，只想问问诸位爱卿，为何到了如此地步？”
“你们给朕戴上‘南巡游玩’的帽子，究竟意欲何为？朕何时提过此类话语，竟敢在朝堂之上公然编造谎言诋毁朕，你们的胆子，连朕都不禁有些佩服。”
“刘大器，你身为刑部主事，想必对大明律法了然于胸，今日之事，你便为朕与百官说说看，他们该如何定罪！”
朝堂之上，一位站在反对阵营中的刑部官员冷汗涔涔。
虽未抬头，却能清晰感受到皇帝正注视着他。
随着皇帝的话语落下，皇极殿内的气氛骤然降至冰点，异常凝重。
群臣甚至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刘大器眼角微扫四周，此刻他多么期盼有人能站出来说句话，为自己解围。
仿佛上天听见了他的祈愿，沉寂的殿内忽然响起一个声音——
“启禀陛下，臣等所言皆是为国为民，何罪之有？”
一位不久前刚从河南道调任京城的御史当场反驳。
在这些地方官员看来，高坐龙椅之上的皇帝始终不过是个未谙世事的孩子，仗着打了几次胜仗便沾沾自喜。
至于皇帝前些日子下令抄家灭族的传闻，他们虽有耳闻，却并不放在心上，毕竟不曾亲眼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