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阿姨的手指像一根冰冷的铁钎，几乎要戳进我的额头。她的唾沫星子喷在我的脸上，带着一股中午吃的蒜蓉炒青菜的味道，混合着她身上廉价的雪花膏香气，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气息。
“没有？还敢说没有！”她的声音尖利得刺耳，“我亲眼看见你从灶披间跑出来！鬼鬼祟祟的！不是你是谁？啊？难道钱自己长翅膀飞了？！”
“我真的没有……我刚才是去拿作业本……就在我们家碗橱里……”我哭得浑身发抖，眼泪模糊了视线，只能看到她那扭曲的、不断开合的猩红嘴唇和因为激动而剧烈起伏的胸口。
“作业本？骗鬼呢！碗橱里放作业本？你就是去找钱了吧！”她根本不容我分辩，一把粗暴地推开我，开始在我家狭小的房间里翻找。她掀开枕头，拉开抽屉，甚至弯腰去看床底下，动作粗鲁而带着一种审判般的理所当然。
“王家阿姨，你好好说，不要吓到小孩子……”门口有好心的邻居小声劝道。
“吓到她？她偷钱的时候怎么不怕？五十块啊！不是小数目！今天非要揪出这个小贼骨头不可！”她一边翻箱倒柜，一边大声嚷嚷，仿佛不是在找钱，而是在向整个弄堂宣告我的“罪行”。
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所有的解释都是徒劳，所有的眼泪都被视为心虚的表演。那种被冤枉、被污蔑、却有口难言的绝望，像冰冷的淤泥，一点点将我淹没。我靠着墙壁滑坐到地上，把自己蜷缩成一团，只剩下无助的、撕心裂肺的哭泣。
我多么希望妈妈此刻能在身边。可是她还在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会盖过这里发生的一切。
“搜！肯定藏在她身上了！”王阿姨翻了一圈没找到（她当然找不到），又把目标转向我。她粗壮的手一把将我拽起来，开始粗暴地翻我的口袋。
校服口袋很浅，里面只有半块舍不得吃完的水果糖和一张皱巴巴的糖纸。她嫌弃地扔在地上，然后又来扯我的内衣口袋。那种被侵犯、被羞辱的感觉让我拼命挣扎，哭喊得更加厉害。
“没有？藏得够深的啊！”她喘着粗气，眼神变得更加凶狠，“看来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承认了！走！跟我去派出所！让警察来审你！看你嘴还硬不硬！”
派出所！这个词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无异于阎王殿。巨大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我死命地往后缩，脚蹬着地，哭得几乎窒息：“我不去！我不去！妈妈……我要妈妈……”
周围邻居的议论声更大了，有人觉得王阿姨过分了，有人则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还有人低声说：“要是真没拿，去派出所说清楚也好……”
就在这混乱不堪、几乎无法收场的时候，一个声音怯生生地插了进来，是住三楼的老好人张伯伯：“那个……王家阿姨……要不要……再问问你家小勇？说不定……孩子拿钱去买东西了忘了说？”
“不可能！”王阿姨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声音猛地拔高，断然回绝，“我家小勇最听话！他绝不会偷钱！肯定是她！就是她！”
她的语气斩钉截铁，但仔细听，似乎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色厉内荏。然而，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这个“小偷”身上。
这场闹剧又持续了十几分钟。王阿姨不依不饶，非要拖我去派出所，或者逼我当场认罪。我哭得几乎脱力，嗓子完全哑了，只剩下身体一下下的抽搐。那种孤立无援、百口莫辩的绝望感，深深地烙进了一个孩子的灵魂深处。
直到——
弄堂口传来一阵熟悉的、笨重而拖沓的脚步声，还有一个少年用五音不全的调子哼着当时流行的电视剧主题曲。
是王阿姨的儿子，小勇回来了。
他手里举着一根巨大的、涂满了红色酱料的烤肉串，吃得满嘴油光，另一只手里还拎着一个崭新的、包装华丽的变形金刚玩具盒。他胖乎乎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快乐，与灶披间里这剑拔弩张、哭天抢地的气氛格格不入。
他晃悠到门口，好奇地挤开围观的人群，看到他妈正揪着一个哭得快断气的小女孩（也就是我），愣了一下，含糊不清地问：“妈，咋了？你们干啥呢？”
王阿姨看到儿子，尤其是看到他手里的玩具和肉串，脸色瞬间变了变，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第一次浮现在她那被愤怒充斥的脑海里。但她还是强撑着，抢先一步问道：“小勇！你回来得正好！妈的五十块钱不见了！是不是你拿的？快说！”
她试图先发制人，语气却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慌乱和期盼，期盼儿子能否认。
小勇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弄得有点懵，他舔了舔嘴角的酱料，看了一眼崭新的玩具，又看了一眼凶神恶煞的妈和哭成泪人的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他缩了缩脖子，眼神闪烁，小声嘟囔了一句：
“啊……那钱……是我拿的啊……我看你藏在橱柜夹层里……就拿了……买了烤肉和这个擎天柱……”
声音不大，但在突然安静下来的灶披间里，却清晰得如同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