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塘镇的枪声彻底停歇，硝烟被山风吹散，只留下焦黑的断壁残垣和无声的尸体。然而，关于那场短暂而激烈突袭的后续影响，却如同投入死水潭的巨石，在双方的体系内激荡起截然不同的涟漪。
日军方面，少数几个凭借对地形熟悉或纯粹是运气好，从石塘镇那片死亡陷阱中侥幸逃脱的残兵（主要是最外围的哨兵和当时不在核心区域的伤员），带回了破碎却指向一致的噩耗。他们的描述，经过惊恐的发酵和下意识的粉饰，拼凑出一个符合“帝国军人”最终幻想的“悲壮”结局：军统特务卑鄙无耻的偷袭，我方将士寡不敌众却英勇无畏的抵抗，机关长濑川哲也阁下下落不明（结合其未曾突围的事实，大概率已为天皇玉碎），而核心分析官高桥晓阁下，更是为了保护帝国珍贵的核心档案不至落入敌手，毅然选择了与档案共存亡，点燃档案室，身陷火海，壮烈殉国！
消息传回上海日军高层，引起一阵低沉的、带着兔死狐悲意味的唏嘘。在帝国这艘破船四处漏水、人心离散至极的时刻，如此“忠勇”、如此“决绝”的事迹，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尽管这针剂本身也充满了末路的悲凉和讽刺。
一份经过精心润色、重点突出“忠勇”与“玉碎”精神的报告被迅速呈送上去。很快，来自东京大本营的嘉奖令和追授令以罕见的速度下达：追授高桥晓陆军中佐军衔，授予三等金鵄勋章，以表彰其“卓越非凡之情报贡献与最后时刻彰显帝国军人荣耀之壮烈殉国”。
其“英勇事迹”被稍加修饰后，在日军内部小范围传达，用以激励那些尚且还在负隅顽抗的军官和士兵——“诸君，请看，高桥君即为榜样！”
梅机关内部，更是笼罩在一片兔死狐悲的压抑氛围中。小林弘树听到消息后，据说在自己办公室里呆坐了整整一个下午，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喃喃自语：“高桥君……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啊……”不知是在惋惜挚友，还是在哀叹自身的命运。
一场小型、仓促的追悼仪式在梅机关内部举行。没有遗体，没有骨灰，只有一个孤零零立在台上的、写着“故陆军中佐 高桥晓 之灵位”的木牌。幸存的军官们面无表情地依次上前鞠躬，动作僵硬，眼神空洞，整个空间压抑得如同巨大的墓穴。
与此同时，在军统上海站，则是另一番“喜庆”景象，仿佛过年。
突袭石塘镇的行动，被迅速定义为“抗战末期之重大胜利”！虽然未能生擒濑川哲也这条大鱼（尸体未能完全辨认），但击毙包括梅机关核心分析官“高桥晓”在内的多名高级特务，并缴获了部分未被完全焚毁的档案残片（经过初步检查，实际情报价值有限，但象征意义巨大），这已是抗战以来军统对日特工机关最成功、最扬眉吐气的打击行动之一。
行动报告被层层上报，得到戴笠的高度赞扬。上海站站长意气风发，所有参与行动人员，上至指挥官，下至外围策应，都各有封赏，一时间站内气氛如同打了鸡血。
而在整理阵亡（或失踪）人员名单，核算功勋，准备向上峰请功时，一个代号被负责此事的机要秘书再次郑重其事地提及——“夜莺”。
根据行动前收到的、来自“夜莺”的绝密情报，才精准锁定了石塘镇这个隐藏极深的目标，确保了行动的突然性和有效性。而在行动结束后，与“夜莺”的单线联系便彻底中断。结合石塘镇战斗之激烈、之残酷，以及事后多方确认“高桥晓”确已葬身火海（“夜莺”很可能在传递情报后暴露，或于战斗中牺牲），军统内部经过一番“严谨”而“沉痛”的评估，得出了正式结论：
“夜莺”同志，在提供关键情报后，不幸暴露身份，于石塘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尽管“夜莺”身份成谜，其功绩因保密需要无法公开宣扬，但军统内部依旧为其举行了一场高规格的、不公开的追认与缅怀仪式。戴笠亲自在相关文件上批示：“‘夜莺’同志，深入虎穴，屡建奇功，功勋卓着，最后时刻仍不忘传递重要情报，以致壮烈牺牲，实为我党国情报工作之不朽楷模，特追认为陆军少将（追授），入祀忠烈祠，以慰英灵，而励来兹！”
一份做工精美、措辞哀荣的烈士证书被填写妥当，盖上鲜红的大印，放入标着“绝密”的档案袋中，封存。或许，永远不会有所谓的“亲人”来领取这份用生命换来的“荣耀”。
就这样，“高桥晓”在日本的宣传中，成了为天皇玉碎的“英雄”。而“夜莺”在军统的记录里，成了为党国捐躯的“烈士”。
同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在互为死敌、不共戴天的两个阵营中，同时享受着来自敌人的赞誉和来自“自己人”的哀荣。
极具讽刺，黑色幽默到了极致。
陈晓，或者说已经踏上逃亡路的“陈明”，此刻正行走在前往皖南的崎岖小路上，对身后这两个世界为他举行的“葬礼”一无所知，也毫不在意。
即便知道，他大概也只会嗤之以鼻，觉得这荒诞的人间，真是一场盛大的、永不落幕的滑稽戏。
他成功欺骗了全世界，无论是恨他入骨的敌人，还是他曾为之效力的“自己人”。
只是，这用无数谎言、鲜血和牺牲换来的“自由”，真的能让他彻底摆脱过去吗？
那两份沉甸甸的“哀荣”，是否会像无形的枷锁，在未来的某一天，跨越时空，再次找上他这个本该已经“死去”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