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日粮储奏疏之后，“遇事不决，请示母后”便成了太子李显监国理政的金科玉律，牢不可破。
起初，他还只是将那些自认难以决断的军国要务转呈武媚。然而，很快他便发现，几乎每一件事都显得那么棘手，那么责任重大。官员的升迁贬谪，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怕用错了人，惹来非议；刑狱案件的最终裁决，关乎人命与律法尊严，他怕判错了案，有损阴德；边镇送来的军情急报，字里行间都透着金戈铁马的杀伐之气，他更怕自己的一个错误判断，导致烽烟再起，生灵涂炭；即便是看似寻常的财政度支，那庞大的数字也让他头晕目眩，唯恐分配不均，引来各方怨怼。
恐惧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到后来，莫说是重要政务，便是一些按旧例便可处置的寻常事务，李显也渐渐失去了批阅的勇气。他坐在显德殿那宽大的书案后，只觉得每一份奏疏都像是一道催命符，那支朱笔重若千钧，他连拿起的力气都没有。
于是，东宫与武媚偏殿之间的宫道上，往来传递文书的内侍变得络绎不绝。他们低着头，步履匆匆，手中捧着或轻或重的奏匣，形成了一道无声却极具象征意义的流水线。东宫，这本应是帝国未来的权力中枢，此刻却俨然成了文书往来的中转驿站，所有的决策源头，都指向了那座帘幕低垂的偏殿。
朝臣们皆是嗅觉敏锐之辈，最初的观望与试探过后，很快便洞悉了这其中的奥妙。风向，在悄无声息中彻底转变。
不过三五日工夫，递送至东宫的奏疏明显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直接书写着“恭请天后陛下圣裁”、“伏惟天后陛下睿鉴”的奏本，被送往武媚的案头。即便是那些依制需要先经过东宫的文书，封皮上也往往会多添一行小字——“太子殿下并呈天后陛下”。
更有甚者，一些需要当面禀奏的事务，官员们也寻着由头，设法求见天后，而非那位名正言顺的监国太子。
李显对此非但不以为忤，反而如同卸下了沉重的枷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甚至私下对身边仅存的几个心腹感慨：“母后睿智果决，经验丰富，有母后为孤掌舵，孤方能心安。否则，这如山的政务，错综复杂，孤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安然享受着这看似至高无上、实则空洞无物的监国名分，将一切实际的权柄与责任，心甘情愿地、甚至是迫不及待地，双手奉予他的母后。在他看来，这并非权力的失落，而是找到了最稳妥的依靠。他却不知，在这日复一日的“事事禀呈”中，大唐的国柄，正以一种温水煮蛙的方式，彻底滑向那道凤影之后。
偏殿一侧专设的文书房内，卷帙浩繁，墨香盈室。上官婉儿置身其中，如同一位沉默的织工，于无声处梳理着帝国纷繁复杂的脉络。高耸的案几上，奏疏与批答的文书堆积如山，分门别类，井然有序。她便是这信息洪流中最敏锐的过滤器与整理者。
连日来，经她之手流转的文书何止百数。她那过目不忘之能，此刻化作了洞悉权力真相的利器。她清晰地看到，凡涉及边镇军事部署、诸如将领调防、兵力调配、对吐蕃、突厥策略的奏报，其最终的朱批，字迹虽极力模仿高宗的圆润敦厚，但那份杀伐决断、不容置疑的凌厉内核，却完全是属于武媚的。一笔一划，皆透着深谙权术的冷硬与掌控全局的自信。
而那些由东宫转来的文书，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要么是些祭祀礼仪、地方祥瑞、官员请安等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要么，便是那些真正紧要的政务，却在封皮或正文末尾，赫然添上了“伏请母后定夺”、“儿臣愚钝，乞母后教诲”之类的字眼。太子李显的懦弱与逃避，在这些文字间暴露无遗，如同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童，急切地将所有难题推给强势的母亲。
她的目光在其中一份关于吐蕃近期异动的边报上停留片刻。上面有武媚的朱批：“着陇右道加强戒备，整饬武备，斥候远放百里。彼若小股侵扰，可相机歼灭，不必事事奏请，堕我军威士气。” 命令简洁直接，充满了临机决断的魄力与深远的战略考量。婉儿指尖微顿，心中暗自凛然。这份魄力与眼光，莫说是如今的太子，便是鼎盛时期的高宗，恐怕也有所不及。
【太子监国，不过虚名。】一个清晰无比的结论在她心中浮现，冰冷而确凿。【这大唐的权柄，早已在这送往迎来的一笔一划、一言一语间，悄然易主。何须刀兵相见，何须朝堂喧哗？】
她不动声色，继续着手头的工作。将已批红的奏疏按照轻重缓急、涉及衙门分门别类，用不同颜色的锦袋封装，准备下发。动作精准，效率极高，未曾有一丝错漏。偶尔有需要归档的重要文书，她会在角落以极细的笔触，留下只有她自己能看懂的标记，记录下决策的要点的同时，也记下了这权力天平倾斜的每一个微妙瞬间。
脸颊上的黥痕在灯下隐隐发烫，仿佛在提醒她权力的冷酷与无常。她曾因洞悉过多而付出代价，如今，她以更谨慎、更清醒的姿态，重新立于这风暴的边缘，观察着，记录着，等待着。这无声的文书房，恰如这帝国权力更迭的缩影，所有的惊涛骇浪，最终都归于这纸墨之间的平静流转，而真正的暗流，唯有洞察者方能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