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柯明义甩出的《五小工业体系》等重磅技术资料在各大势力手中悄然发酵，并开始被谨慎地付诸实践，整个中国的抗战后勤生态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却影响深远的变革。
延安、重庆、乃至阎锡山、李宗仁等地，都在最隐蔽的山沟或溶洞里，依据手册的指导，艰难却又坚定地尝试点亮属于自己的工业火种。
小高炉开始冒烟，简易水轮机开始转动，虽然规模小、效率低、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但这意味着他们对外部武器输入的依赖正在缓慢降低。
这一变化没有逃过“东山”体系的眼睛。通过何振军的情报网络和各势力内部若隐若现的反馈，柯明义清晰地把握到了这股趋势。
“老板，看来咱们的‘金疙瘩’他们算是初步接住了。”
左玉波将一份汇总报告放在柯明义的桌上。
柯明义翻阅着报告，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柯明义放下报告：“他们自己能初步造血，我们就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成建制地提供成品武器了。过于显眼的武器流出，反而容易引起日寇甚至国际势力的过度关注，给他们引来灭顶之灾。”
他看向张泽远和左玉波：“从下个季度开始，逐步削减对外输送的成品武器份额。步枪、机枪、迫击炮的交付量，分期分批降低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压缩出来的产能，立刻转向。”
“转向？”左玉波问道。
柯明义语气肯定，“转向更基础、更关键、他们也更难自己搞出来的东西，精工制造。”
他详细阐述道：“告诉他们，由于日军封锁加剧，原料采购困难，‘东山’的武器产能受限。但作为替代和支持，我们可以向他们提供能下金蛋的‘母鸡’。”
“具体就是：高级机床、精密量具、特种钢材、关键化工原料、甚至小型的发电机和柴油机。这些东西，才是维持和扩大他们那些‘五小工业’的真正核心。
没有精准的车床，他们造不出合格的枪管；没有标准的量具，零件就无法互换；没有特种钢和稳定炸药，他们的武器威力和可靠性就上不去。”
“我们要从‘军火商’，逐渐转变为‘工业母机供应商’和‘关键部件供应商’。”
柯明义总结，“这样既能继续支持他们，又能将我们的产业升级，投入到技术含量更高、更不易被替代的环节。更重要的是，这些设备的流通，远比成千上万支步枪更隐蔽，不易引人注目。”
命令迅速下达。
“东山”基地和太行山“老君洞”基地的庞大生产体系开始悄然调整。生产线上，制造整枪整炮的工序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精密的齿轮咬合声和金属切削声。
一批批经过改良设计、更适合敌后环境使用的中小型机床，从精密车床、铣床到简易的磨床，开始被生产出来。
与之配套的，还有各种规格的卡尺、千分尺、量规、塞尺等精密量具，它们被精心包装，打上其他民用产品的标识。
同时，炼钢厂和化工厂的重点，也转向了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种合金钢、高质量的无烟火药、稳定可靠的雷汞击发药等关键材料的制备。
这些“工业母鸡”和“工业粮食”，通过更加隐秘的渠道，被送往各地的抗日根据地。它们可能混在煤炭车队里，可能被伪装成大型机械零件，也可能在深夜由骡马队驮运进深山。
接收方的大佬们起初对于武器减量有些微词，但当他们看到这些能让自己“山寨兵工厂”水平提升几个档次的关键设备和材料时，那点不快立刻烟消云散。
于是，一幅新的图景逐渐形成：“东山”体系隐入幕后，更像一个高精尖的“总装备厂”和“技术研发中心”，而前台则是由无数个被悄然武装起来的“地方兵工作站”和“小工业点”构成的、更具韧性的抗日军工网络。
柯明义成功地将过于显眼的武器洪流，化作了润物无声的工业细雨，继续滋养着中国的抗战力量，同时也在不动声色间，推动着这片土地向着更坚实的基础悄然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