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文华堂”讲座现场。
这座能容纳数百人的厅堂此刻座无虚席，连廊下都站满了慕名而来的士子学人。高高的讲台上，胡适之身着月白长衫，神情从容自信。
“诸位同道，今日之华夏，积贫积弱，内外交困，有目共睹。”胡适之的开场白清晰而平和，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然则，病根何在？药方何寻？”
他微微停顿，目光扫过台下无数双渴望答案的眼睛，缓缓竖起一根手指：“有人说，在于外患，在于贵霜、罗马之欺凌。此说，看似有理，实则未必中肯！”
此言一出，台下泛起一阵细微的骚动。
胡适之不为所动，继续他的论述，语气愈发沉痛而恳切：“我以为，我华夏之病，不在肌肤，不在腠理，而在膏肓！其病源，非由外入，实由内生！乃是五大恶鬼，盘踞我民族躯体之内，吸食精血，蛀空根基！”
他依次竖起五根手指，声音陡然提高：
“一曰贫穷！ 百姓困于衣食，何以言教化？”
“二曰疾病！ 身孱体弱，何以图自强？”
“三曰愚昧！ 民智未开，何以辨是非？”
“四曰贪污！ 吏治腐败，何以聚民心？”
“五曰扰乱！ 内斗不休，何以御外侮？”
他每说一“鬼”，台下便是一阵窃窃私语，许多人露出深以为然的表情。
“此五鬼不除，纵无外患，国亦将不国！”胡适之痛心疾首地总结，“反之，若能驱逐此五鬼，使我民富足、康健、明智、廉洁、安定，则国家自然强盛，外患不驱自退！到那时——”
他话锋一转，带着一种近乎天真的乐观反问道：“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 即便有，一个健康强大的国家，又何惧之有？所谓外部威胁，不过是内部痼疾在镜中的扭曲投影罢了！”
这番惊世骇俗的论断，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掌声、议论声、质疑声混杂在一起。
而在讲座现场后排的阴影里，周铄——这位面容刚毅、眼神锐利的理论家，正冷冷地注视着台上那个被光环笼罩的身影。他的嘴角紧抿，握着笔记本的手指因用力而微微发白。
“避重就轻！”周铄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对身旁的同伴低语，声音里压抑着怒火，“他将所有矛头，都巧妙地引向了内部，引向了那些在贫穷、疾病、愚昧中挣扎的底层百姓！真正的巨恶——掠夺我们的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封建军阀——却被他轻轻一笔带过，甚至矢口否认！”
他盯着台上那个侃侃而谈的身影，眼神如同冰冷的刀锋：“这哪里是什么‘诊断’？这分明是为帝国主义打掩护！是将吃人的制度之罪，转嫁到受害的民众头上！他指责百姓‘愚昧’，却不去问是谁让他们愚昧；他痛心社会‘扰乱’，却不去想是谁制造了这不公，逼得人不得不反！好一个‘五鬼论’，真是……杀人不见血！”
周铄猛地合上笔记本，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知道，胡适之这番用“理性”和“自省”包装起来的言论，其毒害性远比赤裸裸的投降论更甚。它麻痹人心，混淆主次，从根本上瓦解抵抗的意志。
一场思想领域的硬仗，已经随着这“五鬼出世”，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而周铄，已经握紧了他的笔，准备迎战。
讲座进入了提问环节。起初的问题尚算温和，多是对“五鬼论”细节的探讨，或是请求胡适之进一步阐述如何“驱鬼”。
胡适之从容应对，引经据典，言语间充满了学者式的严谨与自信，会场气氛一度显得和谐而富有建设性。
然而，这平静很快被打破。
一位坐在中排，穿着半旧青衫，面容带着几分书卷气却又眼神锐利的年轻人，未经侍者传递话筒，便霍然起身。他的动作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胡先生，”年轻人的声音清亮，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瞬间压过了场内的细微嘈杂，“晚生有一事不明，恳请先生指教！”
胡适之微微颔首，保持着风度：“请讲。”
年轻人深吸一口气，目光如炬，紧紧盯着台上的胡适之，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不住的激愤：
“先生方才高论，‘五鬼’为中华痼疾之根源，并反复声称，‘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晚生愚钝，敢问先生——”
他猛地抬起手臂，仿佛要指向西方那看不见的战场，厉声质问：
“您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了吗？！”
这石破天惊的一问，如同惊雷，炸响在文华堂上空。整个会场瞬间鸦雀无声，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惊愕地聚焦在这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身上。
年轻人毫不畏惧，语速加快，言辞如连珠炮般迸发：
“敢问先生，那贵霜帝国的铁骑，此刻正在我益州大地烧杀抢掠，屠城灭寨，妇孺老幼亦不能免！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
“那罗马帝国的资本，以贷款为名，行渗透控制之实，其条件苛刻，观察团入驻，意图掌控我经济命脉！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帝国主义？！”
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却更加铿锵有力：“外有强敌磨刀霍霍，内有奸佞为虎作伥！先生不去揭露这真正的、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之祸，反而在这里一味指责我内部之‘五鬼’，将侵略者的罪责轻轻抹去！您这是要蒙上天下人的眼睛吗？！ 是要让我等在这‘五鬼’的迷障中自缚手脚，坐以待毙吗？！”
这一连串的质问，如同重锤，狠狠砸在每个人的心上。会场内死一般的寂静被打破，爆发出巨大的喧哗！有人震惊，有人愤怒，有人陷入深思，也有人对着年轻人怒目而视，斥其“无礼”、“偏激”。
台上的胡适之，脸上的从容终于出现了一丝细微的裂纹。但他很快调整过来，抬手示意众人安静。他看向那年轻人，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仿佛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这位年轻的朋友，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胡适之的声音依旧平和，却带上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教导意味，“你所说的，是现象，是结果。而我所探究的，是根源，是病因。”
他巧妙地避开了“帝国主义”这个核心指控，重新绕回他的“五鬼论”：“正是因为我们有贫穷、愚昧这些内部的顽疾，才会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若我华夏自身强健，民智大开，吏治清明，那些外部的挑战，又何足道哉？我们应当首先清理好自家的庭院，而不是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门外的风雨。”
他试图用“理性”和“内省”来化解这尖锐的指控，但台下已然分裂。支持者认为胡适之抓住了根本，展现了智者的深邃；而更多原本中立或有疑虑的人，则在年轻人的质问和胡适之避重就轻的回答中，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和困惑。
“他在回避问题！”
“胡先生说的才是根本！”
“那年轻人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
“可内部问题不解决，如何御外？”
争议如同野火，从文华堂迅速蔓延至整个邺城的士林圈。茶馆、书院、私人聚会，无处不在争论“五鬼”与“帝国主义”孰轻孰重。
胡适之那“蒙上天下人眼睛”的论断，和周铄心中那“为帝国主义打掩护”的评判，如同两把无形的利剑，在思想的战场上激烈交锋。
而这场由一声惊雷般的质问所引爆的思想地震，才刚刚开始。
那个敢于直言的年轻人，虽然很快被现场维持秩序的人请离，但他掷地有声的话语，却已深深烙印在许多人的心中，动摇着胡适之那看似无懈可击的理论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