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第一监狱的厚重铁门之内，是一个规则森严却又暗流涌动的微型社会。时间在这里仿佛变得粘稠而缓慢，但人性的阴暗面却从未停止寻找滋生的缝隙。那场发生在外部世界新城场站仓库的暴力，其幽灵竟穿越高墙，在这片本应惩戒与矫治的土地上，找到了可悲的复刻舞台。
孙鹏飞（石家庄，2006年入伍）的十五年刑期像无尽的长夜。他将外界的失败与愤懑全部转化为监狱内的统治欲。凭借其阴狠的算计和拉拢手段，他俨然成了所在监区的“地下秩序”维护者之一。当他看到因诈骗和冒充军官罪被判刑、同样投入此监狱且腰伤未愈、显得孱弱猥琐的陶成文（假军官）时，一种扭曲的快意和旧恨瞬间涌上心头。
“老东西，没想到吧，老天爷都看不过眼，让你进来陪我了。”放风时，孙鹏飞带着谄媚跟随着他的危暐（Vcd）（福州）和另外两个犯人，堵住了陶成文。
陶成文脸色煞白，身体因恐惧和旧伤微微颤抖：“孙…孙鹏飞，这里可是有规矩的地方…”
“规矩？”孙鹏飞嗤笑一声，压低声音，眼神狠戾，“这里的规矩就是，你欠的债，躲到天边也得还！要不是你吞钱坏事，我们至于落到这步田地？”他熟练地将所有责任推给陶成文，以此合理化自己接下来的行为。危暐在一旁狐假虎威地帮腔，试图重现昔日的“威风”。
同样在放风场的魏超（新城场站油料股三期士官）看到这一幕，本能地缩了缩脖子，向人群后躲去。那熟悉的压迫感和恐惧感再次攫住了他，他嘴里无意识地喃喃：“俺错了…别打…听命令…” 监狱并未治愈他的创伤，反而在某些时刻加剧了他的应激性退缩。
张帅帅（陕西靖康，2009年入伍）和沈舟（浙江嘉定，2005年入伍）远远看到，交换了一个复杂的眼神。他们认出了那令人不安的场景模式。张帅帅下意识地扭开头，仿佛这样就能置身事外。沈舟则加快了脚步，只想远离是非之地。几年的牢狱生活让他们学会了极致的“自保”，过去的教训告诉他们，任何形式的卷入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麻烦。他们的沉默，再次成了纵容的帮凶。
鲍玉佳（安徽淮南，2007年入伍）正从车间出来，看到孙鹏飞一伙人围住陶成文，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呼吸都急促起来。那场景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他记忆中最黑暗的保险箱——仓库里的叫骂、挥出的拳头、良知的泯灭…他猛地低下头，几乎是小跑着从旁边绕开，心脏狂跳，仿佛慢一步就会被那罪恶的漩涡再次吞噬。他选择了最彻底的逃避，仿佛只要不看，就能当一切没发生。
孙鹏飞没有在开阔的放风场直接动手。他利用了监狱管理中的空隙和犯人间形成的扭曲“潜规则”。他指使危暐和另外几个急于讨好他的新犯人，在浴室、工坊角落等监控相对薄弱的地方，对陶成文进行持续的骚扰和精神压迫：故意碰撞他的伤腰，克扣他的劳动份额再诬陷他完不成任务，散播他是“告密者”的谣言…
这种持续的低强度暴力，有时比一次性的殴打更令人崩溃。陶成文的精神迅速垮塌，变得愈发疑神疑鬼，萎靡不振。
一天，在浴室弥漫的水汽中，冲突还是升级了。危暐在孙鹏飞的眼神示意下，故意找茬，猛地推了陶成文一把。老人本就站立不稳，重重摔倒在湿滑的地面上，发出痛苦的呻吟。
“老废物！挡什么路！”危暐虚张声势地骂道。
另外两个犯人围上来，踢打着水花溅在陶成文身上，嘴里不干不净地咒骂。
魏超正好在一旁冲洗。他看到倒在地上的陶成文和围着他的人，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眼神充满恐惧。他抱着头蹲下，蜷缩在墙角，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绝望的仓库角落，嘴里反复念叨着破碎的求饶语，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张帅帅和沈舟也在浴室。张帅帅闭上了眼，加快了冲洗的速度。沈舟则背过身去，用力搓着毛巾，仿佛那能洗掉内心的不安和负罪感。他们的沉默，如同当年仓库里林奉超和付书云的冷眼，再次为暴力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鲍玉佳听到动静，走到浴室门口看了一眼。仅仅一眼，他就像被烫到一样猛地后退，脸色死灰，转身踉跄着逃开。那场景是他无法面对的心魔。
这一次，并非没有人看见。一位因经济罪入狱、刑期将满的老会计实在看不下去，悄悄报告了管教。
管教民警迅速介入，驱散了众人，将陶成文扶起检查伤势，并将危暐等直接参与者带离调查。孙鹏飞则站在远处，脸上挂着事不关己的冷漠，仿佛一切与他无关。
事后，危暐等人被处以禁闭等处罚。监狱方面也加强了对陶成文所在小组的管控和对孙鹏飞的暗中监视。
但伤害已经造成。
陶成文被送到了监狱医院，身体上的伤还好处理，但精神上的恐惧和绝望似乎已难以逆转。
魏超接连几晚在睡梦中惊叫，需要同监舍的人安抚才能勉强平静。
张帅帅和沈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劳作时几乎不与他人交流。
鲍玉佳请了病假，把自己蒙在被子里一整天，拒绝与人沟通。
监狱的心理辅导员介入了，但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群体性沉默并非几次谈话就能化解。
林建奇在一次跨部门会议上，听监狱系统的同行提及了这起“狱内欺凌事件”（同样未提具体姓名），他的眉头紧紧锁住。他意识到，有些东西，法律判决可以制裁，高墙可以禁锢，却难以轻易从人心深处根除。那种在特定环境下被激发出的“恶”与“懦弱”，仿佛一种顽固的病毒，一旦条件适宜，就会再次发作。
郑雅萍得知后，沉思良久，在笔记上写下：“惩戒与矫治，如同车之两轮。显性的惩戒易行，隐性的矫治，尤其是对抗这种群体性心理创伤和行为模式的复现，需要更科学、更持久、更深入的努力。否则，高墙之内，恐成另一处‘新城场站’。”
高墙之上，蓝天依旧。
高墙之内，阳光却难以完全照进每一个心灵的角落。那场发生在过去的暴力，其漫长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某些人，驱使着他们在新的牢笼里，可悲地重复着旧日的剧本。打破这个轮回，需要制度更精细的设计，也需要个体在极度困境中，那一点点未曾完全泯灭的、面向光明的勇气。而这，远比建造一座监狱要困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