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贤的龙腾扩军计划，如同一道强大的电流，瞬间激活了整个华南掌控下的三省战争潜力。
这道命令超越了简单的征兵，更像是一场全面的、深度的社会总动员。
在儋耳州、椹川、韶州等核心工业区，巨大的厂房内灯火通明，机器轰鸣声日夜不息。
生产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不仅仅是生产熟悉的铁牛-II坦克、雷霆系列火炮和暴风通用机枪等武器，同时更新的型号和吸收了实战经验改进的武器装备也开始下线。
例如，针对日军坦克和工事，加强了穿甲能力的猛虎-I型突击炮（基于坦克底盘，装备105mm短管榴弹炮）；提高了射速和可靠性的疾风-III型战斗机；以及更适合大规模装备部队的简化版铁牛坦克（在保证火力和机动性的前提下，适当简化工艺，降低成本）。
在三省的铁路和公路上，满载着新兵的车队络绎不绝。
涯州地区，这些大多来自农村的青年，脸上还带着稚嫩和茫然，但在经过儋耳州等地庞大的新兵训练营——那里完全按照邓贤带来的现代军事理念构建，强调纪律、体能、基础战术和武器操作——的短暂却高强度的锤炼后，很快便被注入一种迥异于旧式军队的魂魄和精神面貌。
训练完后他们被迅速补充到以老兵为骨架的新建师团中，如第二批次组建的第9师、第10师等。
与此同时，一场更加隐蔽却影响深远的深耕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展开。
这并非华南政府的官方行为，而是随着华南势力的扩张和影响渗透，其相对进步的政策（如减租减息、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建立乡村学堂和简易医疗点）自然产生的结果，与Gc党人在农村发动的土地革命，在形式和程度上虽有不同，却在客观上动摇着旧有的封建土地关系，赢得了部分贫苦农民的人心。
然而，这股铁犁般的力量，在华夏更广阔的土地上，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景象。
蒋瑞元的清党行动，以沪市为起点，迅速向金陵、武都、燕京、星城等中心城市蔓延。
同时国府那血腥的镇压并未如预期般迅速扑灭革命的火焰，反而如同抱薪救火，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
Gc党人在扛过国府前期的猛烈打压后，迅速做出调整策略，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并在一些偏远的、几省交界的山区。
如湘省的罗霄山地区、湘鄂赣边区、鄂豫皖边区等地，开始尝试建立小块的革命根据地，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理念，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成为了许多幸存下来的Gc党人的共识。
他们不再仅仅依赖于城市工人运动和舆论斗争，而是拿起武器，走进山林，用最直接的方式，回应反动派的屠杀。
湘省，罗霄山脉深处，一个名为大井村的小村庄。
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小小的革命。
一支由突围出来的工人纠察队员和本地贫苦农民组成的赤卫队，在几名党员带领下，袭击了当地欺压百姓、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的宅院，开仓放粮，焚烧地契。
赤卫队队长是一个名叫石保宗的汉子，他站在打谷场上，对着聚拢来的、面带菜色却眼神热切的农民们，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语喊道：“乡亲们！土豪劣绅、国众党反动派，不让我们活！我们就自己拿起枪杆子，打出我们穷人的天下！我们要分田分地，要吃饱饭，要当家作主！”
尽管装备简陋，只有几杆老套筒、乌铳和大刀长矛，但这支小小的武装，却像星星之火，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点燃了希望。
类似的情景，在多个省份的交界山区悄然上演。
Gc党人以其严密的组织、坚定的信念和灵活的策略，开始在广袤的农村扎根，尽管力量微弱，却充满了顽强的生命力。
远在金陵的蒋瑞元在得知湘省这边的情况后，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种农村赤化的危险性。
他在金陵的官邸里，看着地图上那些被标注为赤患的区域，面部眉头紧皱。
“娘希匹！G党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城市里刚压下去，他们又跑到山里去了！”
他转向陈氏兄弟和所有负责剿匪的将领严肃下令。
“光甫，立夫，还有你们，必须加大力度！不仅要清剿城市，更要进剿山区！绝不能让他们站稳脚跟！”
于是，除了城市里的白色恐怖，一场场针对新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也陆续展开。
国众党的正规军、地方保安团，开始向这些偏远山区进攻。
战斗同样残酷，往往伴随着整个村落的烧杀。
内战的烽火，在华夏的腹地，悄然点燃，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一切，都被叶怀瑾领导的情报局，源源不断地汇集到邓贤的案头。
邓贤看着这些报告，心情十分复杂。
他是乐见于蒋瑞元被Gc党拖住手脚，但也深知内耗对国家元气的损伤。
他更清楚，Gc党这股力量，拥有着惊人的韧性和生命力，只要有那位在，绝非是蒋瑞元能够轻易剿灭的。
“告诉怀瑾！”
邓贤在想了许久之后，对身边的副官沉吟吩咐。
“加强对关内各方势力，特别是Gc党活动区域的渗透和情报收集。但切记，我们暂时不要直接介入。我们的核心，在东北。”
他的策略很清晰：利用这段内外纷争的时间窗口，全力完成扩军和备战，以雷霆万钧之势，先解决外患。
至于内忧……待驱除鞑虏之后，再凭借绝对的实力和重建国家的功绩，来收拾山河，整合各方。
历史的洪流，在华南的铁犁深耕、Gc党的农村星火、以及瑞元的疯狂围剿中，奔腾咆哮，冲撞出无数暗流与漩涡。
华夏的命运，正走向一个更加扑朔迷离，也更加波澜壮阔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