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同元年（公元546 年，丙寅年）
春天正月癸丑日，杨瞟等人成功攻克嘉宁城，李贲逃到新昌的獠族人聚居地，各路大军就在江口驻扎下来。
二月，西魏任命义州刺史史宁为凉州刺史。前任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凉州，不肯交出权力，瓜州百姓张保杀了刺史成庆响应宇文仲和，晋昌百姓吕兴杀了太守郭肆，带着晋昌郡响应张保。丞相宇文泰派太子太保独孤信、开府仪同三司怡峰和史宁去讨伐他们。
三月乙巳日，梁朝大赦天下。庚戌日，梁武帝到同泰寺，就住在寺里的官署，讲解《三慧经》。夏天四月丙戌日，讲解结束，又大赦天下，还改了年号。当天晚上，同泰寺的佛塔遭遇火灾，梁武帝说：“这是魔障啊，应该大规模举办佛事。”大臣们都纷纷称好。于是梁武帝下诏说：“道行越高，魔障越厉害；做善事就会遇到阻碍。应当在修建佛塔上花更多功夫，规模要比以前加倍。”就开始修建十二层的佛塔，快建成的时候，赶上侯景之乱，就停工了。
西魏的史宁对凉州的官吏百姓晓以利害，大多数人都归附了，只有宇文仲和据守城池不投降。五月，独孤信让各位将领趁夜攻打城池东北，自己则率领壮士袭击西南。天快亮的时候，成功攻克城池，抓住了宇文仲和。
当初，张保想杀掉州主簿令狐整，可又因为令狐整很有声望，怕失去民心，所以表面上对他很敬重，内心却十分忌惮。令狐整假装亲近依附张保，还派人劝说张保：“现在东边的军队渐渐逼近凉州，他们势单力薄，恐怕抵挡不住，您应该赶紧分出精锐部队去救援。不过成败关键在于将领，令狐整（令狐延保）这人能文能武，让他带兵去，肯定能成功。”张保就听从了这个建议。令狐整行军到玉门的时候，召集当地豪杰，历数张保的罪状，然后迅速回军袭击瓜州。先攻克晋昌，杀了吕兴；接着进攻瓜州，瓜州百姓向来信服令狐整，都背弃张保前来投降，张保只好逃到吐谷浑。众人商议推举令狐整为刺史，令狐整说：“我们是因为张保叛逆作乱，担心全州的人都陷入不义，所以才一起讨伐诛杀他；现在又推举我当刺史，这不是跟他学坏嘛。”于是就推举西魏派去波斯的使者张道义代理州中事务，并把情况详细上报。丞相宇文泰任命申徽为瓜州刺史，征召令狐整为寿昌太守，封襄武男。令狐整率领宗族和乡里三千多人入朝，跟随宇文泰四处征讨，后来多次升迁，做到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还加授侍中。
六月庚子日，东魏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将军、大行台。
秋天七月壬寅日，东魏派散骑常侍元廓到梁朝访问。
甲子日，梁武帝下诏：“犯罪不是大逆不道的，父母、祖父母不连坐。”
在此之前，江东地区只有建康以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这些地方使用钱币，其他州郡则杂用谷物、布帛交易，交州、广州专门用金银作为货币。梁武帝自己铸造了五铢钱和女钱，两种钱币一起流通，还禁止使用各种古钱。普通年间，又开始铸造铁钱。这下民间私自铸钱的人越来越多，物价飞涨，买东西的人甚至得用车来装钱，都没法一个个数。而且从破岭以东，八十文钱当作一百文用，叫做“东钱”；江、郢地区以上，七十文钱当作一百文用，叫做“西钱”；建康则以九十文钱当作一百文用，叫做“长钱”。丙寅日，梁武帝下诏说：“‘朝三暮四’这个事儿，猴子们都高兴，名义和实际都没变化，却能让猴子们有不同反应。最近听说外面大多使用九陌钱（即九十文当作一百文），钱的数量不足，东西就贵；钱数足了，东西就便宜。其实不是东西本身有贵贱，而是人心乱了套。到了偏远地方，这种情况更严重，白白扰乱国家制度，对百姓财产也没好处。从现在起，要统一使用足陌钱（即一百文当作一百文）！诏书发布后，以一百天为期限，如果还有人违反，男子就发配去服劳役，女子就送去做苦工，都是三年。”诏令下达后，人们却不遵从，足陌钱越来越少；到了末年，甚至以三十五文当作一百文了。
梁武帝年纪大了，他的几个儿子谁也不服谁，互相猜忌。邵陵王萧纶担任丹杨尹，湘东王萧绎在江州，武陵王萧纪在益州，他们的权力都和皇帝差不多；太子萧纲很讨厌他们，经常挑选精兵保卫东宫。八月，任命萧纶为南徐州刺史。
东魏丞相高欢到邺城。高澄把洛阳的五十二块《石经》碑迁移到邺城。
西魏把并州刺史王思政调任为荆州刺史，让他举荐可以代替自己镇守玉壁的将领。王思政举荐了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宇文泰同意了。东魏丞相高欢发动山东所有兵力，准备攻打西魏；癸巳日，从邺城出发，在晋阳集合兵力；九月，到达玉壁，把城围了起来，想引西魏军队出战，可西魏军队就是不出来。
李贲又率领两万多人从獠族人聚居地出来，驻扎在典澈湖，还大量建造战船，把湖面都塞满了。梁朝各路军队都很忌惮，停在湖口，不敢前进。陈霸先对各位将领说：“咱们军队出征很久了，将士们都很疲惫；而且咱们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已经到了敌人腹地，如果这一战不能取胜，哪还有活路！现在敌人多次败逃，军心不稳，这些夷人、獠人又是临时拼凑的，很容易被打败。咱们就该拼上性命，全力进攻；无缘无故停留不前，机会就没了！”各位将领都沉默，没人回应。当天夜里，江水突然上涨七丈，灌入湖中。陈霸先率领自己的部队趁着水流率先前进，其他各路军队也呐喊着一起向前；李贲的军队大败，逃进屈獠洞。
冬天十月乙亥日，梁朝任命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萧詧为雍州刺史。梁武帝没选萧詧兄弟，而是立了太子萧纲，心里常常觉得愧疚，对萧詧兄弟的宠爱仅次于其他儿子。因为会稽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所以让萧詧兄弟轮流担任东扬州刺史，想安抚他们。萧詧兄弟心里还是不平衡。
萧詧见梁武帝年老，朝廷有很多弊端，就开始积蓄钱财，礼贤下士，招募勇士，身边聚集了几千人。他认为襄阳地势险要，是梁朝大业的根基，遇到乱世可以成就大功。于是他克制自己，处理政务，安抚士人百姓，多次施行恩惠，接纳规劝谏言，他所管辖的地方治理得很好。
东魏丞相高欢攻打玉壁，日夜不停，西魏的韦孝宽根据情况随机应变，进行抵抗。玉壁城中没有水源，要从汾河取水，高欢派人把汾河水改道，一夜之间就完成了。高欢在城南堆起土山，想从土山上攻入城中。城上原本有两座楼，韦孝宽让人绑上木头接高，让楼始终比土山高，用来抵御敌人。高欢派人告诉韦孝宽：“就算你把楼接得高到天上，我也能挖地道把你弄出来。”
于是就挖了十条地道，还让术士李业兴用“孤虚法”，集中攻打城北。城北是天险之地。韦孝宽挖掘长长的壕沟，截断敌人的地道，还挑选战士守在壕沟边。敌人每次挖到壕沟，战士们就把他们抓住杀掉。又在壕沟外堆积柴草，准备火种，敌人要是在地道里，就塞上柴草点火，用皮囊鼓风，一下子就能把敌人烧得焦烂。敌人用攻城车撞城，攻城车所到之处，没有不被摧毁的，根本没法抵挡。韦孝宽就缝了布幔，顺着攻城车撞的方向张开，布幔悬在空中，攻城车就撞不坏了。敌人又在竹竿上绑上松枝、麻秆，浇上油点着火，想烧布幔，顺便把城楼也烧掉。韦孝宽制作了长钩，磨得很锋利，等火竿快到的时候，用长钩远远地割断松枝、麻秆，它们就都掉了。敌人又在城四周挖了二十条地道，在里面立上梁柱，然后纵火烧这些梁柱。梁柱断了，城墙就崩塌了。韦孝宽在城墙崩塌的地方竖起木栅栏来阻挡敌人，敌人还是进不来。城外的敌人用尽了各种攻城方法，可城里的防御仍然绰绰有余。
韦孝宽还抢占了敌人堆起的土山。高欢拿他没办法，就派仓曹参军祖珽去劝降：“您独自坚守这座孤城，西边又没人来救，恐怕最终守不住，为什么不投降呢？”韦孝宽回答说：“我这城池坚固，兵器粮草充足。攻城的人辛苦，守城的人轻松，哪有才过十天半个月就需要救援的！我倒担心你们这些人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关西的男子汉，肯定不会当投降将军！”祖珽又对城里的人说：“韦城主享受着他们的荣华俸禄，或许可以这样；其他军民，为什么要跟着他一起赴汤蹈火呢！”
于是往城里射了悬赏告示，上面写着：“能杀掉城主投降的，封太尉，封开国郡公，赏赐帛一万匹。”韦孝宽在告示背面写上字，又射回城外，写着：“能杀掉高欢的，也按这个赏。”祖珽是祖莹的儿子。东魏苦苦攻打了五十天，战死和病死的士兵有七万人，把他们合葬在一个大坟里。高欢又累又气，还生了病。有颗流星坠落在高欢的军营中，士兵们都很惊恐。十一月庚子日，高欢只好撤围离开。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的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是南北朝后期风云激荡的关键节点，历史的暗流在各方势力的角力中汹涌，既暴露了政权的深层危机，也凸显了个体在乱世中的挣扎与抉择。
南梁的“盛世幻象”与致命隐患
梁武帝萧衍的统治在这一年呈现出荒诞的割裂感：一边是他在同泰寺讲经、大赦改元的“慈悲”姿态，甚至在浮图被焚后执意大兴土木，试图以“佛法”消解现实矛盾；另一边却是社会经济的全面崩坏——货币体系混乱到“以车载钱，不复计数”，各地私铸泛滥、“陌钱”贬值（从八十为百到最终三十五为百），百姓苦不堪言。这种“重虚饰而轻民生”的统治逻辑，早已为后来的侯景之乱埋下伏笔。
更致命的是皇室内部的分裂。梁武帝年事已高，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湘东王、武陵王各拥强兵，太子萧纲则以精兵自卫。这种“兄弟阋墙”的格局，使得南梁在外部压力来临时毫无凝聚力。而岳阳王萧詧在雍州“蓄聚货财，招募勇敢”的举动，更预示着皇族内部的割据倾向已不可逆转。梁武帝试图用“恩惠”平衡各方，却不知权力的真空只会滋生更大的野心。
东西魏的军事博弈：玉壁之战的隐喻
东魏高欢与西魏宇文泰的对峙，在玉壁之战中达到高潮。这场持续五十日的攻防战，堪称古代军事智慧的教科书：韦孝宽以长堑阻地道、布幔御攻车、长钩破火竿，将防守战术发挥到极致；而高欢“移汾水、起土山、凿地道”的百计强攻，最终却落得“士卒战及病死者七万人”的惨败。
玉壁之战的意义远不止于一场战役的胜负：高欢在此战中“智力皆困，因而发疾”，次年便去世，东魏政权由此进入高澄、高洋的过渡阶段；而西魏凭借韦孝宽的坚守，巩固了关中防线，宇文泰的权威进一步提升。更关键的是，此战暴露了东魏“以力服人”的局限——高欢虽坐拥山东之众，却无法突破西魏的防御体系，南北对峙的天平开始向西魏倾斜。
小人物的选择：乱世中的“道义微光”
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令狐整的选择尤为亮眼。当瓜州张保叛乱时，他没有趁机夺权，而是“推魏所遣使波斯者张道义行州事”，并率宗族入朝追随宇文泰。这种“不效尤逆乱”的坚守，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乱世中，显得格外珍贵。他的结局（累迁骠骑大将军）也印证了：乱世中并非只有权谋才能生存，道义与忠诚有时更能成为立足的根基。
相比之下，李贲的溃败则印证了“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他虽一度聚众两万据守典澈湖，却因“人情未固”被陈霸先击溃，最终窜入獠洞。这也暗示了南朝末年地方势力的脆弱性——缺乏凝聚力的“叛乱”，终究只是昙花一现。
结语：时代的“转折点”已现
中大同元年的种种事件，实则是南北朝后期的“预演”：南梁的内部腐朽、东西魏的实力消长、地方势力的崛起与陨落，都在为后来的“周灭齐”“隋统一”铺垫。梁武帝的“佞佛”与“昏聩”、高欢的“力竭而亡”、韦孝宽的“坚守”、令狐整的“忠诚”，共同构成了这幅乱世画卷的底色——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某个人的意志，而是无数选择的叠加，而每个选择背后，都是人性与时代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