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湖，天山脚下，雪莲花的爱。
——题记
越野车碾过最后一段碎石路时，我正攥着相机在副驾颠簸。车窗外的云低得像要掉进雪堆里，司机老马忽然猛打方向盘，指着记远处雪峰下的一抹红：“看，那就是雪莲花她们的连队。”
七月的天山腹地仍飘着碎雪，我裹紧冲锋衣跳下车，寒风裹着雪粒扑在脸上，倒让连日赶路的困顿消了大半。不远处的戈壁滩上，几排红顶土坯房像撒落在雪地里的玛瑙，晾晒场上的军绿色棉被正被风掀起边角，露出被阳光晒得暖黄的棉絮。
“楚记者来啦？”扎着红头巾的姑娘抱着一摞干苜蓿从库房里出来，她的睫毛上结着细碎的霜花，笑起来时眼角弯成月牙，“我是雪莲花，马叔说您要拍咱们连队的秋收。”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雪莲花。她的名字和这片土地上最坚韧的植物重名，人也像极了在岩缝里扎根的雪莲——脸庞被晒得泛着健康的红，手掌布满老茧，可那双眼睛亮得像融化的雪水，映着远处连绵的雪山。
接下来的三天，我跟着雪莲花的足迹走遍了连队的角角落落。她是连队的农技员，也是三十户人家的“主心骨”。天刚蒙蒙亮，她就背着药箱往麦田走，蹲在雪水浇灌的田埂边查看冬麦的长势，指尖捻起冻土块仔细分辨湿度；正午太阳最烈时，她在晾晒场帮哈萨克族大妈翻晒苜蓿，红头巾被风吹得贴在背上，露出被汗水浸透的蓝布工装；傍晚收工时，她总要绕道去看连队的老军垦李爷爷，把热好的奶茶和馕递过去，听老人讲六十年前扛着锄头开垦戈壁的故事。
“您看这雪莲花，”第三天清晨，我们站在海拔三千米的达坂上，雪莲花指着岩缝里绽放的淡紫色花朵给我看，“它的根要在冻土下扎三年才开花，可开了花就能治高原反应，连队的人上山都要采几朵带着。”她伸手摘下一朵，小心翼翼地放进我相机包的侧袋，“您第一次来高原，带着它能舒服些。”
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小指有些弯曲，像是受过伤。后来才从马叔那里得知，去年春天雪崩，雪莲花为了抢救库房里的麦种，被滚落的石块砸中了手。“那丫头当时流了好多血，愣是咬着牙把最后一袋麦种拖到安全地方才晕过去。”马叔抽着旱烟叹气道，“她爹妈是最早来兵团的知青，牺牲在1983年的洪水里，她是全连人一口奶一口饭喂大的，对这片土地比谁都亲。”
采访的最后一天，连队举办了麦西来甫。夜幕降临时，打谷场燃起篝火，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弹起来，维吾尔族的手鼓声敲起来，雪莲花穿着绣着雪莲图案的连衣裙，和大家一起转圈跳舞。她的红头巾在火光中飞扬，受伤的小指在旋转时微微翘起，却丝毫不影响舞姿的灵动。
“楚记者，能给我拍张照吗？”跳到兴头上，雪莲花忽然跑到我面前，脸颊红扑扑的，“想寄给在内地读大学的弟弟，让他看看家里的收成。”
我举起相机，镜头里的雪莲花站在篝火旁，身后是连绵的雪山和亮着灯的连队，她张开双臂比了个拥抱的姿势，红头巾被风吹得飘向天空，像一面小小的旗帜。快门按下的瞬间，我忽然明白，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什么把最珍贵的名字给了她——她就像那朵在绝境中绽放的雪莲，把根深深扎进冻土，却把所有的温暖和芬芳都给了这片养育她的土地。
离开连队那天，雪莲花来送我。她把一包晒干的雪莲花塞进我包里，又往我手里塞了个布包：“这是我攒的钱，您去乌鲁木齐时帮我给弟弟寄过去，他说要买专业书。”布包里的钱被整整齐齐地叠成小方块，大多是十元二十元的零钱，边角都磨得发亮。
越野车驶离连队很远了，我回头望去，雪莲花还站在红顶房前向我挥手，红头巾在雪地里像一点跳动的火苗。相机包侧袋里的干雪莲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我忽然想起她跳舞时的样子——在风雪肆虐的高原上，总有人像雪莲花一样，把苦难酿成甘甜，把孤独舞成欢歌。
后来我把那张篝火旁的照片寄给了她，背面写着：“你比雪山上所有的花，都更动人。”再后来，我收到她的回信，信封里夹着一片压干的雪莲花瓣，信纸上的字迹娟秀有力：“楚记者，麦收很顺利，弟弟说专业书收到了。等明年雪化了，来看看我们的新大棚吧。”
如今我的相机包装袋里，总躺着一片干雪莲。每当在城市的深夜敲下稿件，闻到那缕淡淡的清香，就会想起天山脚下的红头巾，想起那个把爱种进冻土的姑娘——她和她守护的土地，都像极了雪莲花，在最严酷的环境里，绽放出最动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