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木黄的枫叶红了
1984年深秋，北京的银杏叶刚染上金边，王震的案头已摆上了一封来自黔东的信。信是木黄镇老支书写的，字里行间满是恳切：“王将军，当年您和红军走过的石板路还在，乡亲们总念叨着，想请您回来看看。”老人捏着信纸的手指微微发颤，窗外的阳光落在信纸上，“木黄”两个字被照得发亮，像极了当年会师时迎风招展的红旗。
三个月后，黔东的山路已覆上薄霜。王震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目光始终望着窗外。车过乌江渡口，他突然让司机停车，扶着车门走到江边。浑浊的江水拍打着礁石，浪花溅起的水珠落在他布满皱纹的手上。“当年我们就是从这里渡江的，”他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红六军团的战士们拉着马尾巴，在急流里泡了整整一夜，好多娃娃兵的草鞋都被冲走了。”随行的警卫员发现，老人望着江面的眼睛里，映着半个世纪前的烽火。
木黄镇的乡亲们早已候在路口，青石板路上挤满了人。七十岁的陈大爷拄着拐杖，手里捧着一个布包，见到王震就扑通跪下：“将军，您可回来了！这是当年您送给我爹的马灯，他临终前说一定要还给红军。”布包里的马灯玻璃早已破碎，但黄铜灯座上“红六军团”的刻字依然清晰。王震扶起老人，手指抚过灯座的纹路，突然红了眼眶：“当年要是有这马灯，多少战士就不会在夜行军时掉下山崖了。”
车子缓缓驶入镇子中心，一座崭新的纪念碑映入眼帘。碑体用黔东青石砌成，顶端的红星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正面“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碑”十二个鎏金大字苍劲有力。王震走到碑前驻足良久，指尖轻轻拂过碑上的字迹：“去年接到镇上的信，说要立这座碑，我夜里睡不着觉，写了好几遍才定下这几个字。”他转过身对乡亲们说：“这碑不光是纪念会师，更是要告诉后人，团结就是胜利，这是用鲜血换来的道理。”当年的老战士们围过来，和王震一起在碑前合影，皱纹里的笑容混着阳光，定格成岁月的剪影。
在会师旧址的老槐树下，王震让乡亲们搬来长凳，非要坐在当年贺龙站过的土台上。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落在他身上，老人开始讲述1934年的那个秋天：“那天的太阳跟今天一样暖，红三军的红旗和我们的军旗并排插在土坡上，贺龙同志握着我的手说‘这下好了，我们再也不是孤军奋战了’。”他忽然指向远处的枫树林，“那里原来有座土地庙，我们就在庙里开的会师大会，战士们把庙里的香案都劈了当柴烧，说要给乡亲们煮一锅热粥。”
走访村寨时，王震执意要去当年养伤的农户家。山路陡峭，警卫员想背他，被他摆摆手拒绝：“当年伤员们爬着都能走，我这点路算什么？”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七十岁的女主人愣了半晌，突然扑上来抓住他的胳膊：“您是王政委？您还记得我娘给您熬的草药吗？她说您喝了总咂嘴，嫌太苦！”堂屋里的火塘正烧得旺，女主人端来的油茶里飘着炒米，王震喝了一口，滚烫的暖流从喉咙一直淌到心里：“就是这个味道，当年我在这儿养伤，每天能喝上一碗油茶，比什么补品都管用。”
离开木黄的前一天，王震特意来到新落成的纪念碑前。他摘下军帽，对着碑体深深鞠躬，然后让警卫员拿来花籽，亲手撒在纪念碑周围的花坛里。“这些花籽是北京带来的，”他轻声说，“春天开了花，就像你们当年的红领章，永远照着这座碑，照着这片土地。”临走时，他握着镇干部的手反复叮嘱：“要让娃娃们都来这儿看看，告诉他们这碑上的字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好日子是多少人用命换来的。”
吉普车驶出木黄镇时，乡亲们举着红灯笼站在路边。王震摇下车窗，望着越来越远的纪念碑，突然低声唱起了当年的歌谣：“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歌声混着风声，穿过层层叠叠的山峦，落在乌江的浪涛里，惊起一群水鸟，向着夕阳飞去。
肖克：枫香溪的油灯亮了
1986年谷雨，肖克踩着泥泞的山路走进枫香溪时，正赶上村民们在插秧。田埂上的孩童看见挂着“北京”牌照的轿车，都好奇地围过来。老人推开车门，弯腰从田里摘下一株秧苗，泥土沾满了他的布鞋：“这土好啊，跟当年一样肥。”随行的当地干部介绍，枫香溪的稻田还是当年红军帮乡亲们开垦的，六十多年来从未荒过。
在枫香溪会议旧址，肖克径直走向墙角的油灯。玻璃罩上的灰尘已被擦拭干净，灯芯虽已干枯，却依旧保持着燃烧的姿态。“当年就是在这盏灯下，我们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老人伸手轻轻转动灯座，“贺龙同志的烟斗总在桌上敲，说‘不解决群众的土地问题，红军就站不住脚’。”他指着墙上模糊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这几个字，是我亲手写的，当时用的是锅底灰调桐油，没想到能保留到今天。”
镇里的老文书捧着一个铁皮盒赶来，里面装着当年红军留下的文件。肖克戴上老花镜，手指拂过泛黄的纸页，在一份《关于发展黔东特区的决议》前停住了目光。“这是段苏权同志起草的，”他语气里带着怀念，“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白天打仗，晚上就着油灯写报告，眼睛熬得通红。”当看到文件上“保护工商业”的条款时，老人笑了：“我们当时就知道，光靠打仗不行，得让乡亲们有饭吃、有衣穿，革命才能长久。”
在当年的红军医院旧址，肖克遇见了92岁的文奶奶。老人的手指关节早已变形，却紧紧攥着一个布包：“肖将军，这是您当年给我的药瓶，我一直没舍得扔。”布包里的玻璃瓶早已失去光泽，但瓶身“红三军卫生部”的刻字依然清晰。肖克接过药瓶，突然想起那个雪夜：“那天你男人发高烧，我把仅有的半瓶奎宁给了你，你非要把陪嫁的银镯子塞给我，我说‘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还哭了鼻子。”文奶奶抹着眼泪笑了：“后来才知道，那药救了你多少战士啊。”
走访神兵旧址时，肖克特意去看了当年冉少波练兵的操场。青石板铺就的校场中央，还留着当年的刀劈痕迹。“冉少波是条好汉，”老人捡起一块碎瓦片，在地上画出当年的战术图，“他把神兵的‘坛规’改成红军的纪律，说‘神符保不了命，团结才能活命’，千余神兵当场撕下神符换红军帽，那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迈开脚步在操场上走了两个来回，步伐虽有些蹒跚，却依旧稳健，仿佛在丈量当年的练兵足迹，夕阳落在老人身上，他的身影与远处的山峦重叠，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挥斥方遒的年轻将领。
离开枫香溪的前夜，肖克在镇政府的灯下写了整整三页纸。他在信中叮嘱当地干部：“要保护好每一处革命旧址，那不是冰冷的石头，是红军与乡亲们的心。”清晨出发时，镇小学的孩子们站在路边，举着自制的小红旗齐声唱《东方红》。肖克走下车，摸摸孩子们冻红的脸颊：“要好好读书，长大了建设家乡，别让当年牺牲的战士们失望。”车开远了，孩子们的歌声还在山谷里回荡，像一串永不熄灭的火种。
段苏权：淇滩的涛声未歇
1988年仲夏，淇滩镇的乌江码头挤满了人。当段苏权拄着拐杖走下轮船时，八十岁的周大爷突然扯开嗓子喊：“是段参谋长！当年就是他带着我们架浮桥的！”老人的声音惊动了江面上的鱼鹰，翅膀拍打的声音与人群的欢呼交织在一起，惊起层层浪花。
在当年的浮桥遗址，段苏权蹲在江边，抓起一把鹅卵石。石头被江水冲刷得光滑圆润，他却能准确指出哪一块曾被用来固定浮桥：“这里的水流太急，我们用八根大铁链拴着木船，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里泡了三天三夜，好多人的腿都浮肿了。”他指着对岸的山崖，“那里有个山洞，当年我们藏了二十箱弹药，现在估计还能找到锈迹。”随行的年轻人不信，攀上山崖果然发现了山洞，岩壁上还留着“红三军供给部”的粉笔字。
走访当年的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时，段苏权在一间瓦房前停住脚步。墙上“实行土地革命”的标语已有些模糊，但每个字的笔画都透着力量。“这是我亲手刷的标语，”老人伸手比划着，“当时用的是红土调桐油，刷到第七个字时，敌机来了，我抱着颜料桶躲在桌下，出来时满脸都是红泥。”屋里的八仙桌还是当年的旧物，桌面的划痕里嵌着细小的木屑，段苏权抚摸着桌面：“贺龙同志就在这桌上签发过《施政纲领》，当时墨水不够，他蘸着红土写，字里都带着血丝。”
在淇滩小学的操场上，段苏权见到了一群穿着红军服的孩子。他们正在排练情景剧《浮桥》，扮演红军战士的小男孩举着木枪，稚嫩的脸上涂着红泥。老人走到孩子中间，指着一个小姑娘的绑腿说：“当年我们的绑腿要缠七圈，这样爬山才不会掉。”他接过孩子手中的木枪，突然来了精神，演示起当年的持枪姿势：“枪要这样端，既省力又瞄准，当年我就是这样教新兵的。”孩子们围着他叽叽喳喳，老人的笑声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最让段苏权牵挂的，是当年为红军送情报的李奶奶。当他走进低矮的土屋时，九十岁的李奶奶正坐在火塘边搓麻绳。见到段苏权，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段参谋长，你还记得我给你送的情报吗？用桐油布包着，藏在发髻里。”李奶奶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半块发霉的玉米饼：“这是当年你留给我的，说等革命胜利了，让我拿着它找红军。”段苏权接过玉米饼，手指微微颤抖：“我们欠乡亲们太多了，当年要是有口吃的，也不会让你们饿肚子。”
离开淇滩的那天，段苏权坚持要再走一次当年的浮桥旧址。江风吹起他的白发，老人望着奔腾的江水，突然低声说：“当年牺牲的战士们，你们看，这江还在，这桥还在，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了。”他让警卫员拿来纸笔，在江边写下“乌江作证”四个大字，墨迹很快被风吹干，却像刻在了黔东的山水间。轮船鸣笛启航时，岸上的乡亲们举着“红军万岁”的标语，段苏权站在甲板上，对着岸边深深鞠躬，直到故乡的山峦变成模糊的影子。
周仁杰：沙子坡的红旗未倒
1990年清明，沙子坡的杜鹃花开得正艳。周仁杰在乡亲们的簇拥下走上当年的万人大会旧址，他虽已年过七旬，脚步却依旧稳健。土坡上的野草已被清理干净，露出斑驳的石板路，老人指着一块突出的岩石说：“冉少波当年就站在那里演讲，他的声音比雷声还响，说‘神兵不是神，是受苦人’。”春风拂过山坡，仿佛还能听见当年的口号声，惊得花丛中的蝴蝶纷纷飞起。
在沙子坡会议旧址的展柜里，陈列着一面泛黄的黄旗，旗角的缺口处还留着火烧的痕迹。周仁杰的手指隔着玻璃抚摸着旗面：“这是当年神兵的黄旗，冉少波在万人大会上亲手把它和红旗系在一起，说‘从今往后，黄旗跟着红旗走’。”他忽然转向身边的年轻人，指着黄旗上的“天下太平”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百姓的盼头，当年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让天下真的太平。”
走访当年的兵工厂遗址时，周仁杰在一堆废铁里发现了一个生锈的枪管。他用手帕擦拭着枪管上的纹路，突然激动起来：“这是我们自己造的‘独一撅’，枪管是用农具改的，子弹里掺着铁砂，打出去像散弹枪。”他指着旁边的石碾：“当年我们就在这碾子上压火药，妇女们把嫁妆里的银饰捐出来，熔了做弹头，说‘银弹头打敌人，才解恨’。”遗址旁新立了一块纪念碑，刻着“黔东神兵兵工厂遗址”，周仁杰在碑前驻足良久，轻轻拂去碑上的尘土。
在沙子坡的敬老院里，周仁杰见到了当年的神兵战士田大爷。八十岁的田大爷耳朵已聋，却能看懂老人的口型。当周仁杰比划着当年的操练动作时，田大爷突然站起来，举起拐杖当长枪，嘴里发出“砰砰”的枪声。两个老人手拉手坐在屋檐下，田大爷用布满老茧的手在周仁杰掌心写字，老人的掌心很快被汗水浸湿，却牢牢记住了“红军”两个字。阳光透过屋檐的缝隙落在他们身上，像盖了一层温暖的棉被。
最让周仁杰动容的，是沙子坡新建的革命事迹陈列室。墙上挂着当年战士们的照片，玻璃柜里陈列着锈迹斑斑的兵器和遗物。他在一个玻璃柜前停住脚步，里面放着一个褪色的红绸包，包着半块弹片——这是当年从战友伤口里取出来的。“他才十八岁，”周仁杰轻声说，“突围时他把战马让给老乡，自己拉着敌人往悬崖跑，最后抱着敌人滚了下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红星徽章，轻轻放在展柜上：“孩子，你看，红星还亮着，我们没有忘记你。”
离开沙子坡时，漫山的杜鹃花开得正盛。周仁杰让司机把车停在山口，望着当年战斗过的山峦，突然说：“把我的骨灰撒在这里吧，跟牺牲的战友们做个伴。”随行的人红了眼眶，老人却笑了：“这里的山好水好，还有乡亲们陪着，我乐意。”车下山时，周仁杰望着窗外掠过的红旗，突然哼起了当年的歌谣：“沙子坡，万人吼，跟着红军跟党走……”歌声混着风声，在黔东的山谷里久久回荡。
张铚秀：稳坪的炊烟未散
1992年深秋，稳坪镇的稻田里堆满了金黄的稻垛。张铚秀走进村口时，正在打谷的乡亲们纷纷放下农具，围了上来。七十岁的王大爷捧着一碗新米：“张司令，尝尝今年的新米，这稻种还是当年红军留下的呢。”老人接过碗，米粒的清香扑面而来，他放进嘴里慢慢咀嚼：“跟当年一个味，就是比那时候的饱满多了。”
在当年的红军粮仓旧址，张铚秀摸着墙上的标语“节约粮食支援前线”，突然陷入沉思。1934年冬天，他在这里当粮秣员，为了保护粮仓，带着战士们与敌人周旋了三天三夜。“当时粮仓里只有三百斤谷子，”老人指着墙角的草堆，“我们把谷子藏在草堆下，自己嚼着树皮守在这里，敌人搜查时，我抱着草堆哭，说这是乡亲们的救命粮。”墙角的砖缝里还嵌着细小的谷粒，张铚秀用手指抠出一粒，放在手心：“这就是当年的种子，埋在土里能发芽，种在心里能开花。”旧址旁新立了一块纪念碑，刻着“红军粮仓遗址”，他在碑前深深鞠躬，仿佛在向当年守护粮仓的战友们致敬。
稳坪镇的老油坊还在运转，木榨撞击的声音沉闷有力。张铚秀走到油坊前，看着工人把油菜籽倒进石槽，突然说：“当年我们就在这油坊里开秘密会议，油坊的轰鸣声能掩盖说话声。”他指着榨油机旁的小窗口：“我就在这里放哨，看到可疑人员就咳嗽三声，里面的人就假装榨油。”油坊老板端来新榨的菜籽油，油香混着烟火气，张铚秀蘸着油抹在手上：“当年我们的伤口发炎，就用这菜籽油抹，比药膏还管用。”
在稳坪中学的教室里，张铚秀见到了一群正在学党史的学生。黑板上画着红军长征路线图，红色的箭头穿过黔东大地。老人走到黑板前，指着稳坪的位置说：“当年我们在这里休整了七天，战士们帮乡亲们收稻子，教孩子们认字，临走时把仅有的课本都留下了。”他从包里掏出一本泛黄的《红军识字课本》：“这是当年的课本，现在送给你们，要好好读书，别辜负了当年的期望。”孩子们齐声说“谢谢爷爷”，声音清亮得像山间的溪流。
离开稳坪的前一天，张铚秀执意要去当年的战场看看。山路崎岖，警卫员想扶他，老人却摆摆手：“当年我能跑着追敌人，现在走几步算什么？”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老人找到了当年的战壕遗迹，泥土里还能捡到生锈的弹壳。他蹲在战壕里，比划着当年的战斗姿势：“我们当时就趴在这儿，敌人的子弹嗖嗖地从头顶过，我身边的小战士才十六岁，牺牲时手里还攥着没吃完的野果。”夕阳落在老人身上，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座沉默的丰碑。山坡上新立的纪念碑刻着“稳坪战斗遗址”，他轻轻抚摸着碑体，仿佛在触摸那段烽火岁月。
回北京前，张铚秀把自己的军功章捐给了稳坪纪念馆。在捐赠仪式上，老人说：“这些军功章不属于我，属于黔东的乡亲们，属于牺牲的战友们。”当纪念馆馆长给他颁发收藏证书时，张铚秀指着墙上的红军标语说：“要让后人记住，我们当年打仗，不是为了勋章，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陈靖：红土地的笔墨未干
1993年谷雨，印江县城的老街上飘着墨香。陈靖背着帆布包走进当年的苏维埃文化部旧址时，阳光正透过雕花木窗，在青石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老人抚摸着墙上斑驳的标语，突然从包里掏出纸笔：“当年我们就是在这墙上写标语，用的是锅底灰调桐油，写‘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字时，墨水总不够用。”他蹲在地上，用手指蘸着清水写字，笔画间还带着当年的力道。旧址旁立着一块“黔东苏维埃文化部遗址”纪念碑，碑上的字迹刚劲有力，是当地书法家用朱砂题写的。
作为随军作家，陈靖对黔东的文字记忆格外深刻。在纪念馆的展柜前，他盯着一张泛黄的油印报纸出神，那是1934年出版的《黔东特区报》，报头的毛笔字苍劲有力。“这是我当年刻的版，”老人指着报缝里的小插图，“画的是红军帮乡亲插秧，刻到半夜手都麻了，第二天战士们争着要报纸，说能认字还能学道理。”他忽然转向身边的年轻讲解员，从包里掏出一本手稿：“这是我整理的《黔东红军故事》，里面的每个字都有来历，你要讲给娃娃们听。”
走访当年的红军宣传队驻地时，陈靖在一间土屋里发现了墙上的涂鸦。模糊的线条勾勒出红旗、步枪和笑脸，角落里还有歪歪扭扭的“红军万岁”。“这是小战士们画的，”老人笑着说，“当年宣传队的娃娃兵最大的十五岁，最小的才十二岁，白天唱歌演戏，晚上就在墙上画画，说要让乡亲们一看就明白红军是好人。”屋檐下的石臼里，还留着当年捣颜料的痕迹，陈靖伸手摸了摸，指尖沾着细碎的红土：“这是用红土捣的颜料，画出来的红旗风吹日晒都不掉色。”
在印江中学的教室里，陈靖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殊的语文课。他拿出当年的识字课本，教孩子们读“工农兵”“打土豪”：“当年我们教乡亲们认字，就从这些字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说‘认字才能明道理，不受地主骗’。”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起手：“爷爷，红军叔叔为什么要教穷人认字呀？”陈靖摸了摸孩子的头：“因为知识就是力量，穷人有了知识，才能真正站起来。”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盛，花瓣落在课本上，像印上了淡淡的香痕。
最让陈靖牵挂的，是当年帮他誊抄文稿的李大爷。当他走进山腰的土屋时，八十岁的李大爷正坐在门槛上晒纸。见到陈靖，老人颤巍巍地捧出一摞泛黄的纸：“这是当年你让我抄的传单，我一直收着，纸都快烂了。”纸张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陈靖拿起一张，上面印着“分田分地真欢喜”的歌谣：“当年就是靠这些传单，让乡亲们知道红军是来帮穷人的。”李大爷突然哭了：“你当年说要写我们的故事，我等了一辈子，就想看看书里有没有我的名字。”陈靖握着老人的手：“有，每个帮过红军的乡亲，都该被写进书里。”
离开印江时，陈靖把自己的钢笔留在了纪念馆。笔杆上刻着“为人民写作”五个字，笔尖还留着墨水的痕迹。他在留言簿上写道：“黔东的红土地里，埋着最动人的故事，我要用余生把它们都写出来。”汽车驶离县城时，街上的孩子们举着自己写的“红军爷爷再见”的纸条，陈靖摇下车窗，看着渐渐远去的红土地和路边的纪念碑，突然觉得笔下的文字都有了温度，那些沉睡在岁月里的故事，正在新的时代里慢慢苏醒。
贺捷生：父亲的足迹未远
1995年仲夏，红二六军团会师纪念馆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贺捷生捧着父亲的铜像，一步步走上台阶，阳光落在她的白发上，映出细碎的金光。“父亲，我们回家了，”她轻声说，指尖拂过铜像上的衣襟褶皱，“您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们来看了。”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贺龙同志在黔东”纪念碑庄严肃穆，碑体上的浮雕再现了当年贺龙指挥战斗的场景。贺捷生在碑前献上鲜花，深深鞠躬，花香与阳光交织，仿佛父亲的气息从未远去。
在木黄会师旧址的展厅里，贺捷生停在一幅油画前久久伫立。画中贺龙握着王震的手，身后的战士们正忙着生火做饭，炊烟袅袅升起。“这是1934年10月24日，”她轻声讲述，“父亲提前三天就派战士打扫会场，说‘红六军团的同志一路辛苦，要让他们喝上热粥’。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新洗的灰布军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她指着画中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那是当地的乡亲，父亲让她给战士们缝补衣裳，还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员骑。”
走访当年的红三军司令部旧址时，贺捷生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屋里的八仙桌还是当年的旧物，桌面上的划痕里嵌着细小的木屑。“父亲就在这桌上办公，”她伸手比划着，“左边放着地图，右边是公文包，晚上就在桌旁的竹榻上睡觉，说这样有情况能随时起身。”墙角的马灯突然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光影在墙上跳跃，贺捷生仿佛看到了父亲灯下批阅文件的身影，烟斗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旧址旁的“红三军司令部遗址”纪念碑上，刻着父亲当年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她轻轻抚摸着字迹，指尖传来石碑的微凉。
在黔东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贺捷生见到了一群穿着红军服的小学生。孩子们正在排练《贺龙军长的故事》，扮演贺龙的小男孩挺着胸膛，学着当年的样子说：“我贺龙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贺捷生走到孩子身边，帮他系好腰间的红绸带：“你知道吗？当年你爷爷的爷爷，就是跟着贺龙军长闹革命的，他们都是英雄。”孩子们围着她叽叽喳喳，问着当年的故事，阳光透过窗户落在他们脸上，像撒了一层金粉。
最让贺捷生动容的，是当年掩护过贺龙的刘奶奶。当她走进低矮的土屋时，九十岁的刘奶奶正坐在火塘边纺线。见到贺捷生，老人浑浊的眼睛突然亮了：“你长得真像你爹，当年他在我家养伤，总帮我劈柴挑水，说‘老人家辛苦，我们年轻人多干点’。”刘奶奶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半块银元：“这是你爹留下的，说等革命胜利了，让我用它买头牛。”贺捷生接过银元，指尖传来冰凉的触感：“我们欠乡亲们太多了，父亲常说，没有黔东的乡亲，就没有当年的红军。”
离开黔东的那天，贺捷生特意去了乌江渡口。江风吹起她的衣角，老人望着奔腾的江水，对岸的“红军渡”纪念碑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她突然低声说：“父亲，您看这乌江还是那么急，这山还是那么青，乡亲们的日子好过了，您可以放心了。”她让随行的人拿来纸笔，在江边写下“精神永驻”四个大字，墨迹很快被江风吹干，却像刻在了每个黔东人的心里。轮船鸣笛启航时，岸上的乡亲们举着“贺龙军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标语，贺捷生站在甲板上，对着岸边的纪念碑深深鞠躬，直到故乡的山峦变成天边的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