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写后的句子：
七七想弟弟，想到他家里那两个正在上高二、高三的孩子，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弟弟家在农村，地不多，收入全靠他一个人在镇上打零工，早出晚归，风里雨里。高二、高三正是花钱的时候，学费、资料费、生活费，一笔接一笔，像流水一样。大丫头懂事，知道家里难，总说“爸，我不念了，出去打工吧”，弟弟一听就发火，骂她没出息，骂完自己又躲到屋后的菜地里抹眼泪。小儿子成绩好，是弟弟全部的希望，可越是这样，弟弟越怕，怕孩子考出去，自己却供不起。七七每次回娘家，看见弟弟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指甲缝里洗不净的黑泥，就忍不住想哭。她想把弟弟接来城里住几天，可弟弟总说：“姐，我走了，地里草就疯了，孩子下周还得交资料费。”农村的夜晚黑得早，弟弟家的灯总是亮到后半夜，那是他在给两个孩子缝补校服、改旧书包。七七想，要是自己能多帮一点，弟弟是不是就能少弯一点腰？可她也只是个普通女人，家里有两张嘴等着吃饭，丈夫在工地摔了腰，日子一样紧巴巴。她只能每次回娘家时，偷偷在弟弟炕席底下塞几百块钱，再对孩子说：“好好念，你爸这辈子就指望你们了。”风从田野吹过来，带着土腥味，七七站在弟弟家的土墙外，听见屋里传来小儿子背书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像是要把黑夜撕开一道口子。
四姐说：“都帮帮他吧，他小时候可是咱家的宝贝蛋子。”
那年月屋里穷得叮当响，母亲却偏把他揣在心窝口。春天省下的最后一口白面，母亲烙成铜钱大的小饼，只给他一个人吃；夏天夜里蚊子多，母亲坐在床边，整宿摇着蒲扇，只为他睡一个囫囵觉。冬天冷，母亲把自家唯一的棉袄拆了，将最软和的棉絮缝进他的小棉袄，自己只剩两层夹衣，冻得牙关打颤。
后来娶媳妇了，他成了家，可母亲还是把他当“小老爷”供着。新割的韭菜，第一刀一定留给他；母鸡下的头窝蛋，母亲攒满一篮子，拄着拐棍儿送到他院里，说“俺小儿身子弱，得补”。过年杀唯一一头猪，母亲把最好的里脊切成骰子块，用盐、花椒、八角腌了，吊在房梁上，谁都舍不得动，只等他正月里回来包饺子。
如今母亲老了，眼花了，可提起他，灰白的眼珠里还能点起两盏灯。她坐在门槛上晒太阳，嘴里念叨：“俺小儿小时候算术比赛得第一，老师都夸他龙命。”说这话时，她枯瘦的手背绷起青筋，像是要把当年的奖状重新举给全村人看。
四姐说：“咱妈把一辈子的骄傲都押在他身上了。她不说，可我知道——她梦里都在给小儿攒学费，攒盖房钱，攒娶媳妇剩下的债。现在孩子们要考大学，他愁得夜里咬被角，咱妈在炕上听见他咳嗽，心就一抽一抽地疼。她救不了，只能把希望再往下一辈传，说：‘让俩孩子飞出去，俺小儿的腰就能直了。’”
所以四姐撸起袖子，把刚领的工钱数了两遍，抽出最平整的几张：“走，咱去给他送过去。别说是接济，就说是母亲给的‘奖学金’。让他记住——只要母亲在，他就永远不是一个人扛；只要母亲在，他就还是当年那个让全村羡慕的‘宝贝蛋子’。”
可弟妹不管这些。
她眼里只有自家灶膛里那点子灰，哪还看得见婆婆半辈子的指望。弟弟一回家，她就把锅碗摔得叮当响，说他“挣不来钱还充孝子”，说他“把家里的面袋子都往娘家搬”。弟弟低着头不吭声，她越骂越上头，伸手去揪他耳朵，指甲掐进肉里，掐出四个月牙形的紫疙瘩。
有天傍晚，四姐拎着一塑料袋冻排骨进门，想给俩侄子补补。弟妹堵在门槛，叉着腰，声音尖得能划破玻璃：“哟，又来送‘嗟来之食’？你弟弟有手有脚，用得着你们轮番施舍？”四姐还没开口，她“咣当”把门一摔，排骨袋子被门夹住，啪嗒掉在地上，碎冰碴子溅了一地。
夜里弟弟蹲在院子里磨镰刀，想趁月光明早多割二亩麦子。弟妹窗里一声吼：“磨！磨！磨！能磨出金子来？人家男人都买车了，你连闺女二百块的资料费都掏不出！”弟弟手一抖，镰刀口咬到拇指，血珠滚在磨石上，像一粒粒发黑的麦粒。他撕块破布缠上，继续磨，石片“嚓——嚓——”，把蛙鸣都压下去。
母亲听见动静，拄棍摸到院里，颤颤巍巍去拉儿子。弟妹“哗啦”推窗，一盆洗脚水泼出来，把老人裤脚浇得透湿。“老东西，天天来唱苦情戏！你宝贝儿子没本事，别拉上我陪绑！”母亲站在水里，嘴唇抖得像风里的枯叶，半晌憋出一句：“他是我儿啊……”弟妹冷笑：“你儿？你儿咋不跟你过去！”
第二天清早，村里人看见弟弟背着喷雾器下地，两眼红得吓人。有人远远问：“又吵了？”他咧嘴笑笑，笑比哭难看：“习惯了，吵完还得过日子。”可那笑里带着刀——他转身时，后脖颈上三道新鲜的血檩子，从领口一直爬到耳后，像有人拿火钩给他上了残酷又醒目的刑具。弟妹把话挑明了，是在堂屋当着全家人的面说的。她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啪”地拍在掉漆的茶几上，声音脆得像折断的干柴：
“我十七岁就进他老王家的门，不是来享清福的！当年公公在镇口开油坊，是谁凌晨三点起来给他生炉子？是谁一筐一筐往作坊里背棉籽，肩膀上磨得血肉黏在褂子上？是我！这会儿倒好，老人一走，遗产没我份儿，债务倒好像留给我了？俩孩子长这么大，吃穿用度全是我一针一线、一毛一块省出来的。如今老大要考省城实验高中，老二读小学也得占学位，买房首付六十万，外加课外班、午托、晚自习接送，你们算盘珠子扒拉扒拉，全往我一个人头上砸？门儿都没有！”
她越说越气，把一叠缴费通知单甩得满天飞，纸张像白蝴蝶扑棱着落在母亲脚背。弟弟蹲在门口，两只手夹在膝盖缝里，指节因攥得太狠变成青白。四姐弯腰捡起一张“校服代购收据”，上面印着“自愿购买，全套980元”，红章刺目。她刚想开口，弟妹调转枪口：
“四姐，你心疼你兄弟，我知道。可心疼不能光用嘴！你城里两套房，随便匀个小套给我们过渡，也算对得起妈当年给你陪嫁的那对樟木箱！还有大哥，你在淄博包工程，手底下百十号人，随便从指缝漏个零头，都够我娃三年学费。别忘了，当初公公供你读中专，可是拿油坊的第一台榨油机抵押的贷款！”
母亲颤颤巍巍端起搪瓷缸，想喝口水压惊，缸沿磕在牙床上，发出“咯噔”一声。她眼泪扑簌簌掉进水里，荡起一圈圈茶锈色的涟漪。老人哽咽着说：“他嫂子，都是娘身上的肉，谁有就多帮点……”
话没说完，弟妹“嗤”地冷笑，声音像玻璃碴子刮铁锅：“‘谁有就多帮点’？当年分家，可是按老规矩‘哥东弟西’，大哥要了临街四间铺面，我们只得后院两间偏房。如今铺面拆迁，赔了三百万，我们连块砖渣都没见。怎么？到出钱的时候倒想起‘一家人’了？”
她一步逼近母亲，手指几乎戳到老人鼻尖：“我话摞这儿：要么把老宅地基重新分，要么你们各家按人头凑钱，三十万一份，少一分都不行！别拿‘读书改变命运’压我——改变命运的是钱，不是口号！我十七岁到你们家，今年三十七，整整二十年，油坊的烟熏火燎把我嗓子呛成慢性支气管炎，谁给我报过一块医药费？现在孩子要飞，翅膀是金子打的，你们想让我一个人拔羽毛？没那道理！”
屋里静得可怕，只听见隔壁屋侄子背书的声音一声高过一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童声清脆，像钝刀子，一刀一刀拉在每个人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