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最后一天，食堂里的红绸子在风里飘得热闹。元旦舞会的音乐漫过攒动的人头，小匡站在角落，指尖无意识地打着拍子。26岁的他，在这片旋转的舞步里，像颗没找到轨道的星，透着点孤单的光。
他的目光总忍不住往陈花那边瞟。校学生会主席穿着条红裙子，在舞池中央转着圈，裙摆飞起来像朵盛开的花。小匡深吸了口气，攥紧拳头——再不去，曲子就结束了。
“陈主席，能请你跳支舞吗？”他的声音比预想中稳，只是耳朵在发烫。
陈花愣了下，随即笑着点头：“好啊。”
音乐重新流淌起来，是首舒缓的慢三。小匡努力把脚步踩在拍子上，陈花的手轻轻搭在他肩上，隔着衬衫都能感受到那份疏离的温度。她跳得很优雅，转身时裙摆扫过他的膝盖，却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小匡想找些话说，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能在旋转时，偷偷看一眼她含笑的眼睛。
舞池另一头，闫月看着他们，悄悄叹了口气，拉着何红的手转了个圈：“咱俩跳也挺好。”两个女生的舞步有点滑稽，却透着股不必言说的默契。
舞会散场时，小匡和陈花在门口道别。“晚安。”她说。“晚安。”他答。看着她走进夜色的背影，小匡心里空落落的——又一次，像握不住的沙。
他不是没心动过，可每次都无疾而终。有同学半开玩笑说：“是不是因为你个头不够？”这话像根刺，扎得他好几天睡不着。他对着镜子量身高，1米65，确实不算高，可这就能否定他全部吗？他不服。
那晚，小匡在日记本上写：“我要找个高挑的姑娘。不是为了赌气，是想告诉所有人，魅力不在身高里。”他甚至偷偷想，或许这样，能让后代不用再受这份委屈。这个念头有点执拗，却像团火，在他心里烧了起来。
这把火烧了五年。31岁那年，小匡真的牵着个姑娘的手，站在了聚宾楼的婚宴上。那姑娘穿着洁白的婚纱，比他高出小半个头，眉眼弯弯，笑起来时眼里像落了星星。
我和陈明、于德胜坐在台下，看着小匡西装笔挺的样子，都忍不住笑。他敬酒时，腰杆挺得笔直，给新娘夹菜的动作温柔得不像他。后来才知道，新娘是他的学生，俩人的恋爱像地下工作，瞒着所有人，直到发喜帖才让人恍然大悟。
“这可是咱们校的传统。”于德胜喝着酒打趣，“你看那几位领导，不都是娶了自己学生？”讲台上端庄的老师，转身成了身边温柔的伴侣，倒成了校园里一道特别的风景。小匡这后浪，接得漂亮。
婚后的小匡像换了个人，工作上干劲十足，体育特长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跟他打过无数次篮球，从没赢过。他跳起来抢篮板时，像装了弹簧，明明比我矮，却总能先一步把球按在掌心。撑杆跳更是他的拿手好戏，杆子一撑，身体腾空，越过横杆时像只轻盈的鸟，引得场边女生尖叫。
后来，他上了地方台，甚至中央台的体育新闻。镜头里的他挥着网球拍，眼神专注，谁能想到，这还是当年在舞会上紧张得说不出话的小匡？
2023年夏天，我接到小匡的电话，说要来长沙自驾游。“带着全家，从哈尔滨开过来！”他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还是那么有劲儿。
见到他时，我差点没认出来。快七十的人了，头发白了些，腰杆却依旧笔直，开了几千公里的车，眼里还闪着光。他那高挑的妻子坐在旁边，笑着嗔怪：“非要逞能，说要挑战自己。”
我们在一家东北菜馆坐下，锅包肉的甜香漫开来。小匡倒上白酒，跟我碰了碰杯：“你看，我没怂吧？”
我看着他，突然想起那年元旦舞会，他站在角落里，眼神里的孤单和倔强。这么多年过去，他像个不知疲倦的斗士，把生活里的坎儿都当成了需要跨越的横杆，一次又一次，漂亮地跃了过去。
现在的他，是黑龙江网球协会的秘书，退休了比上班还忙，整天泡在球场上。他说：“运动这东西，跟过日子一样，认输就输了。”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他所谓的“永不言败”，从来不是跟谁较劲，而是对生活，始终抱着一份热气腾腾的期待。就像当年舞会上，他鼓足勇气伸出的手，哪怕知道可能落空，也愿意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