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思少校的士兵在村里折腾了几天，皮卡车的轰鸣和士兵冷硬的面孔确实带来了一阵恐慌。
几个平日里就好吃懒做、嘴巴不饶人的年轻混混被揪去盘问，关押了几天。但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最终因为“查无实据”，人又都给放了回来。真正的破坏者，混在村民沉默的屏障后面，或许正暗自得意地看着这场雷声大雨点小的风波。
这种明知道病灶在哪，却无法下刀根治的憋闷感，在中方基地管理层中间弥漫。
李振邦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远处已然恢复平静的村落，指关节捏得发白。方稷则一遍遍翻看着田间损失的定损报告，那被践踏的麦苗照片像针一样扎眼，虽然不多，虽然在国内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都没现在这么让他难受。赵老沉默地喝着浓茶，眉心的川字纹深得能夹住苍蝇。
然而，比这种无力感更尖锐的刺痛，接踵而至。
清晨的露水还没干，后勤主管孙姐就敲开了李振邦的门，她手里捏着几张信纸，有些愁容。
“李总…”孙姐的声音干涩，将信纸放在桌上，“阿依莎、莎拉，还有另外三个女工…刚送来的。”她顿了顿，几乎不忍说下去，“是辞职信。”
李振邦的心猛地一沉。他拿起那几张纸。
信是用铅笔写的，阿姆哈拉文字歪歪扭扭，夹杂着一些拼写错误，但意思清晰得残酷：“尊敬的经理先生，因家中事务繁忙，无法继续工作，特此申请辞职。感谢之前的照顾。本月工钱不必再发，就当…就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另一封，字迹稍微工整些，是村长儿媳妇莎拉的：“身体不适，需回家休养，望批准。工资亦请扣除。”
李振邦内心：果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用扣工资来抵偿损失？这哪里是辞职信，这分明是谢罪书！她们是把麦田被破坏的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了！
方稷和赵老闻讯赶来，看完信，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窗外的非洲知了在声嘶力竭地叫着，更衬得屋内死寂。
“她们人呢？”李振邦的声音有些沙哑。
“交了信…就走了。”孙姐眼圈有点红，“阿依莎把工装叠得整整齐齐交还给我，头一直没抬起来…她说…她说对不起项目，对不起方教授您之前的好意…给她钱和工作救她，但是她只带来了灾祸.....”
方稷内心：好意？我那点钱算什么好意！我那是…那是出于无奈的补偿！却成了压垮她们的又一根稻草吗？她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走出来，现在却要因为莫须有的‘牵连’而放弃…
方稷脑海中能看到阿依莎那双因常年劳作而粗糙的手，是如何写下这些字的；能看到莎拉转身离开时，那强忍泪水的倔强和绝望。他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窒息般地疼，虽然不是自己的同胞，但是以为那样年长的善良女性，总是心中多一些怜悯。
“这不怪她们…”方稷几乎是喃喃自语，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们只想着推广技术，改善生产，却低估了这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网，低估了传统观念的反扑力量.…”
赵老内心：多好的苗子啊…阿依莎做事那股认真劲儿，这些女性都更加珍惜认真他们的工作机会…好不容易点燃的一点火苗，就这么被硬生生掐灭了。这不是简单的辞职，这是倒退！是我们探索的失败！
赵老重重地叹了口气，花白的头颅摇了摇：“在这种环境里，她们能迈出第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现在让她们退回去的，不是辛苦，不是劳累，是比这些更沉重的…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压力。可是，这样的社会情况，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国情。”
李振邦将辞职信轻轻放回桌上，动作缓慢得像是在进行某种仪式。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大家，肩膀显得有些僵硬。
李振邦内心：批准？意味着我们向那些落后的势力低头，意味着之前推动性别平等的努力付诸东流，也寒了那些还在观望的潜在女工的心。不批准？强行留下她们，等于把她们架在火上烤，她们在村里的日子会更难过，家庭矛盾会激化，甚至可能遭到更极端的报复…怎么办？
时间的流逝仿佛变得粘稠。最终，李振邦转过身，脸上是决策者的果决，但眼底深处是无法掩饰的疲惫和无奈。
“批准她们的辞职。”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沉稳，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孙姐，你去办。这个月的工资，严格按照考勤和规定，一分不少地核算清楚。然后…请村长帮忙，务必转交到她们每个人手上。告诉她们，”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方稷和赵老，像是在寻求共识，也像是在坚定自己的信念，“项目的大门，永远为她们敞开。如果…如果将来有一天，她们还想回来，我们随时欢迎。”
这个决定，是退却，是妥协，但退得保留了尊严，妥协中蕴含着期待和留有余地的善意。它不是胜利，而是在残酷现实面前，一种带着温度的、尽可能减少伤害的理性选择。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基地的食堂里，少了那几个熟悉的女性的身影，显得空荡了许多。本地男员工们窃窃私语，表情复杂。有人或许觉得“规矩”回来了，暗自松了口气；但也有人，比如那些曾受益于阿依莎照看孩子的家庭的男人，脸上露出了些许不易察觉的愧色。
而村落里，阿依莎又恢复了以往沉默劳作、照顾家庭的生活，只是眼神比以前更加沉寂。莎拉则把自己关在屋里，和丈夫陷入了冷战。那几张轻飘飘的辞职信，像几块沉重的巨石，压在了她们的心上，也压在了中方项目推进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