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诗中的后现代解构与方言诗学重构》
——以树科《我嘅Al逻辑》为例
文\/袖子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版图中，方言写作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生命力。粤语作为汉语重要方言分支，其诗歌创作既承载着古汉语的语音化石，又具备现代都市的文化特质。树科的《我嘅Al逻辑》以典型的粤语口语入诗，通过戏谑化的语言姿态，构建了一个充满后现代解构意味的文本空间。这首诗表面看似随意拼贴的市井对话，实则暗含对人工智能时代人际关系的深刻隐喻。
全诗以第一人称\"我\"与第二人称\"你\"的对话框架展开，这种人称设置本身即构成权力关系的暗示。开篇\"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俗语挪用，立即确立了反讽的语调。诗人将商业社会的自我推销话语与亲密关系中的权力博弈并置，在俚俗表达中植入严肃思考。\"金蟾蜍\"与\"飞蛾扑火\"的意象组合尤为精妙，前者象征招财进宝的世俗欲望，后者暗示盲目牺牲的悲剧美学，两个反差极大的意象并置，暴露出当代人价值认知的撕裂状态。
方言特有的语音质感为诗歌赋予了独特的节奏韵律。\"口水花花，几梗哪吒\"等短语中，粤语特有的入声字（如\"吒\"）与双声叠韵（如\"花花\"）形成跳跃性节奏，模拟出人工智能对话的机械感与人类情感的波动感。这种语音实验解构了传统诗歌的抒情范式，创造出既陌生又熟悉的阅读体验。诗中大量使用的语气词\"啦咩嘟\"等，不仅是方言标识，更是情感强度的调节器，使冰冷的AI对话场景渗透出人性的温度。
在修辞策略上，诗人娴熟运用了\"语码混用\"的后现代手法。技术术语\"无人机车矩阵人狗\"与粤语粗口\"扁佢帝佬\"粗暴拼接，制造出文化层级间的激烈碰撞。这种有意为之的\"不协调\"美学，恰恰揭示了数字时代人类情感的异化过程。当\"出入厅堂\"与\"上得我床\"这样的传统婚恋话语被植入人机关系语境时，伦理秩序的荒诞感便自然浮现。
诗歌的空间建构同样值得关注。从\"称盘\"到\"厅堂\"再到\"床\"的物理空间转移，隐喻着人机交互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渗透。而\"垫高枕头\"的睡眠意象与\"拉闸\"的终结姿态，则构成完整的叙事闭环，暗示着人机博弈的永恒循环。这种空间叙事不仅延续了岭南诗歌擅长的市井描摹传统，更赋予其数字时代的崭新内涵。
在文化意义上，该诗体现了粤语写作的抵抗性特征。通过坚持方言入诗，诗人实际上在进行双重抵抗：既抵抗普通话霸权对地方文化的压制，也抵抗技术理性对人性本真的侵蚀。\"吟吟寻寻\"这样的粤语特有表达，保存了古汉语\"寻寻觅觅\"的语音记忆，又注入现代都市的焦虑体验，形成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树科的创作展现了解构之后的建构可能。当诗歌将AI逻辑拆解为方言碎片后，那些\"叽哩呱啦\"的语音残片反而拼凑出人性的完整图景。这种以混乱求秩序、以解构达建构的诗学路径，或许正是方言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策略。该诗最终揭示的悖论令人深思：当人类用最本土的语言与最全球化的技术对话时，我们是否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诗学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