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嘅假嘅＞诗学解构》
——论诗歌本体论中的真实与虚构
文\/袖子
这首由树科创作的粤语短诗《真嘅假嘅》，以简洁有力的语言形式，构建了一个关于诗歌本质的哲学思考场域。全诗仅六行，却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命题，其核心在于探讨诗歌创作中真实与虚构的辩证关系。这首作品本身即是对传统诗学观念的颠覆性表达，通过粤语方言的独特韵味，实现了语言形式与思想深度的完美统一。
从诗歌结构来看，作品呈现出典型的螺旋式上升思维轨迹。开篇两个设问句\"真嘅，假嘅？假嘅，真嘅？\"构成回环结构，立即将读者带入哲学思辨的场域。这种设问方式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理想国》中关于艺术模仿本质的着名讨论，但树科以粤语特有的节奏感将其转化为更具现代性的诗学命题。第三行\"通通嘟唔系梗紧要\"看似消解了前文的追问，实则暗示了超越二元对立的可能性。
诗歌第四、五行\"真假，嘟喺科学嘅哲学\/哲学嘅科学\"展现出独特的辩证思维。这里将科学认知与哲学思辨并置，暗合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关于语言游戏的理论。诗人似乎在告诉我们，在诗歌创作中，真实性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认识论范畴，进入了更为复杂的诗学本体论层面。这种思考与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的观点有着微妙的呼应。
全诗最富冲击力的论断出现在末句\"诗学冇有真假！\"。这个以粤语方言表达的结论，具有解构传统诗学观念的颠覆性力量。它让人联想到罗兰·巴特在《作者之死》中提出的文本自主性理论，但树科的表达更具本土文化特质。这个论断并非简单地否定真实与虚构的区别，而是将诗歌创作提升到一个超越真伪二元对立的更高维度。
从语言特色分析，诗人选择粤语作为表达媒介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粤语的音韵特质为诗歌增添了独特的节奏感，\"嘟\"、\"嘅\"等方言助词的使用，使抽象哲学思考获得了具体可感的声音形象。这种语言选择本身就是对\"标准语诗歌\"观念的挑战，体现了诗歌创作中语言真实性的多元可能。正如巴赫金在《对话的想象》中指出的，方言的使用往往能打破语言权威，创造更为丰富的意义层次。
在诗学传统中考察，这首诗与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提出的\"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形成有趣对话。树科似乎在说，诗歌情感的真实性不在于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在于是否建立了自足的诗意世界。这种观点与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但更强调诗歌本体的自主性。
从创作心理角度解读，诗人通过这首短诗展现了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诗歌不再是被动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主动建构意义的场域。这种创作观呼应了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关于文学介入性的论述，但树科以更简洁的诗学表达，将问题引向创作本体论的深层思考。
在当代诗歌语境中，《真嘅假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回应了后现代诗学关于文本确定性的讨论，但避免了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诗人通过方言诗歌的形式，既肯定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又参与了普遍性诗学问题的探讨。这种双重性正是诗歌超越真假二元对立的生动例证。
从接受美学视角看，这首诗邀请读者参与意义建构的过程。简短的诗行留下大量空白，每个读者都可以基于自身经验来理解\"诗学冇有真假\"的深刻内涵。这种开放性正是伊瑟尔在《阅读行为》中所描述的\"召唤结构\"，它使诗歌成为永远处于生成状态的审美对象。
纵观全诗，树科以惊人的语言经济性，完成了一次诗学观念的革新。这首作品既是对诗歌本质的思考，其本身又成为这种思考的最佳例证。它告诉我们，伟大的诗歌不在于陈述真理，而在于创造真理得以显现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真嘅假嘅》不仅是一首诗，更是一部浓缩的诗学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