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那是一个寒冷的季节，阿娣成了娘花村棉麻收购站的临时工。那里的工作并不轻松，他需要过磅、记账，还要把一麻袋一麻袋的棉花扛进仓库码好。棉花的细小纤维无处不在，沾满了他的头发和眉毛，甚至钻进了他的鼻孔和喉咙，呛得他直咳嗽。尽管工钱微薄，但这份收入对他的家庭来说至关重要，能够帮助家里顶起一角塌陷的天。
阿娣沉默寡言，像块石头一样，但他的力气却出奇地大。他能轻松扛起百十斤重的棉花包，腰板挺得笔直，仿佛那些重担对他来说不过是轻飘飘的羽毛。收购站隔壁是乡供销社，那里有个叫王丽华的姑娘，她是乡里王干事的女儿，顶替她妈妈的位置进来工作。她烫着城里时兴的“菜花头”，穿着鲜艳的毛衣，嘴唇总是红红的，像熟透的野莓。她看阿娣的眼神，总是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钩子。
起初，阿娣并没有太在意王丽华的目光，他只想埋头干活，多挣点钱给阿爹抓药。直到有一天，他刚扛完一车棉花，满头大汗地坐在收购站门口的石墩子上喘气。王丽华端着一杯热腾腾的麦乳精，扭着腰肢走过来。
“阿娣哥，累坏了吧？喝点热的！”她的声音甜得发腻。
阿娣吓了一跳，像受惊的兔子般弹起来，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我自己带了水！”他慌忙去抓自己那个掉漆的军用水壶。
王丽华不由分说，把搪瓷缸子塞进他手里。滚烫的温度透过缸壁传来，阿娣的手像被烫到，接也不是，扔也不是，窘迫地僵在那里。王丽华咯咯地笑，凑近了一点，一股浓烈的雪花膏味儿钻进阿娣鼻子。
“瞧你，一身汗！明天我给你带条新毛巾来！”她抛下这句话，留下一串笑声走了。
阿娣捧着那杯麦乳精，像捧着一块烧红的炭。周围几个同样扛包的汉子挤眉弄眼地起哄：“阿娣，好福气啊！王干事的千金看上你喽！”“攀上高枝，以后不用扛大包啦！”
阿娣的脸红一阵白一阵。麦乳精的甜香味儿飘进鼻腔，他却觉得胃里一阵翻搅。他知道王丽华是啥意思。可他更清楚自己是谁。一个瘸腿爹的儿子，一个扛大包的临时工，家里穷得叮当响。王干事？那是乡里跺跺脚地皮都颤的人物。这“福气”，像棉田里长出的毒蘑菇，看着艳丽，沾上就得倒霉。
他一口没喝那麦乳精，悄悄把搪瓷缸子洗干净，趁供销社快关门、没什么人的时候，飞快地放在柜台上，低声说了句“谢谢”，转身就跑，像背后有鬼在追。
第二天，王丽华果然拿了条崭新的、印着大红牡丹花的毛巾来找他。阿娣远远看见，吓得魂飞魄散。他瞅准机会，像做贼一样溜进仓库最里面，躲在一人高的棉花包后面，大气不敢出。听着王丽华在外面娇滴滴地喊“阿娣哥”，他手心全是冷汗，心脏咚咚地撞着棉花包，震得棉絮簌簌往下落。
一连几天，他都跟王丽华玩“躲猫猫”。扛包时故意去最远的垛位，休息时躲进犄角旮旯。工友们看他那副惊恐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说他“没出息”。阿娣只是闷头干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桃花劫”，他惹不起，躲得起。那点微薄的工钱，是阿爹的腿，是家里的米，是他沉甸甸的命。别的，他不敢想，也……不配想。仓库里弥漫着新棉花的清甜气息，阿娣却觉得，空气里都是让人窒息的紧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