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纳什（罗素·克劳饰）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天才研究生，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却对数字有着近乎偏执的敏感。
他沉迷于原创理论的突破，甚至会在玻璃窗上写满公式，被同学戏称为“玻璃窗上的疯子”。凭借一篇博弈论论文，他一举成名，让其进入惠勒实验室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还娶了聪慧的学生艾丽西亚（詹妮弗·康纳利饰）。
然而，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纳什开始频繁接触“神秘任务”：他被国防部特工威廉·帕彻招募，负责破译苏联的隐藏密码；他还与大学室友查尔斯、查尔斯的侄女玛希成了密友。这些“人”和“任务”逐渐占据他的生活，甚至让他陷入被追杀的恐惧。
直到某天，妻子艾丽西亚发现，他投递机密文件的邮箱从未被打开，而查尔斯和玛希竟是几十年未变的“幽灵”——原来，这一切都是纳什因精神分裂症产生的幻觉。
其实到了这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都看明白了，林枫想表现的就是纳什的“特工幻想”源于冷战背景下的时代焦虑，而“查尔斯”则是他孤独内心的投射——一个永远支持他的“理想朋友”。
确诊后的纳什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胰岛素休克治疗。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颤抖、迟钝，甚至丧失学术能力。
为了找回清醒的头脑，他偷偷停药，却导致病情复发：他在给儿子洗澡时突然失控，差点酿成悲剧。
最令人揪心的是，即便知道查尔斯等人是幻觉，纳什仍无法彻底摆脱他们。电影用一句台词道出患者的真实困境：“他们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就像老伤疤，虽然不疼了，但永远在那儿。”
最终，他学会与幻觉“共存”——不再回应他们的声音，而是专注于现实中的数学研究和家庭生活。
如果说纳什的“美丽心灵”体现在他对真理的执着，那么妻子艾丽西亚的“美丽心灵”则是无条件的爱与坚守。
面对丈夫的病情，她曾崩溃到摔碎镜子痛哭，却从未选择离开。
当纳什因停药再次失控时，她冒着危险抱住他，喊出那句经典台词：“你需要相信，生命中有些特别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
林枫用巧妙的叙事手法，让观众亲历纳什的幻觉世界。
前半段，观众和纳什一样，坚信查尔斯、特工和密码任务真实存在。
直到艾丽西亚打开邮箱，镜头陡然反转，真相的揭露让人脊背发凉。
这种“欺骗式拍摄”并非噱头，而是为了让观众共情患者的视角——对他们而言，幻觉与现实的界限本就模糊。
电影还通过细节暗示真相：玛希作为“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威廉·帕彻的西装始终笔挺如新，这些不符合现实的设定，成为后期揭晓幻觉的伏笔。
林枫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时，也对纳什的人生做了艺术化处理（如淡化其私生活争议），但核心精神依旧是忠于现实的。
真实的纳什在患病30年后逐渐康复，1994年因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颁奖典礼上，他幽默地说：“理性思维让我在混沌中找到了规律，但爱让我在混沌中活了下来。”
《美丽心灵》的价值，不仅在于展现个体的抗争，更在于推动公众正视心理健康问题——疾病不是耻辱，接纳与理解才是治愈的开始
所谓“美丽心灵”，是直面残缺的勇气
《美丽心灵》没有塑造一个“战胜病魔”的英雄，而是刻画了一个学会与疾病共处的普通人。
到了这里，所有的影评人和记者们都知道了这部电影想要传递的终极答案：人生的完美不在于消灭缺陷，而在于接纳残缺，并在裂痕中寻找光。
正如影片的最后，纳什那些幻觉中的“老友”依旧如影随形，但他已能微笑前行——因为真正的美丽心灵，从不是无瑕的，而是历经破碎后依然选择相信的温柔与坚韧。
其实，当林枫改编的，纳什在获得诺贝尔奖颁奖礼上的发言出现时，现场无论是影评人还是媒体人，都深刻地了解了所谓的“美丽心灵”的真正意义：
“我信仰数学，任何的逻辑都引导我去思考，但经过终生的追求，我问自己，逻辑到底是什么，谁来决定？
我的追求带领我穿过了任何物理阻碍，又将我带了回来。
如今，在事业上，我有了最重大的突破。
在生命中，我也找到了最重要的人。
今晚我站在这里，全是你的功劳。
你是我成功的原因，也是唯一的因素。
谢谢你。”
而且林枫在剪辑时，这里直接切到了女主艾丽西亚的特写镜头，其含义已经非常直白地告诉了观众。
当电影结束，塞缪尔?弗里德曼是第一个回过神，并站起身用力地鼓起掌。
虽然他已经看过一遍，但是再次观看时，又有了新的感触。
他非常确定，这部电影对于他这样的老白男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而这个群体恰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mpAS）会员评委的主要组成部分。
要知道，在2001年的今天，AmpAS会员中白人占比约94%，男性占77%，这必然会导致投票偏好倾向类似于《美丽心灵》这样的主流价值观。
“林，虽然这个话我之前已经说过，但我不得不再说一次，这部电影实在是太踏马精彩了。今年我的票一定会投给《美丽心灵》，即使主席先生来游说都不行。”
首映结束后，在一个包厢内。
塞缪尔?弗里德曼边点燃一根雪茄，一边激动地对林枫说道。
林枫没有接，塞缪尔递过来的雪茄，而是拿出从国内带过来的芙蓉王，抽出一根点燃，笑着说道：
“谢谢，我也是这么觉得，所以我的票也会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