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言毕，首先文彦博斜眼藐视之“苏子之法，可为无法，我看三法，兵、民、吏皆似新法的宽版，即失去原有的执行力，又不在各项制度上多加限制，还要朝廷出钱慰兵慰民慰吏，却不谈钱从何来，试问古今之法，无钱何以成事？我看苏子也不过是夸夸其谈，没有多少实干！”
苏轼听之抿嘴摇头自叹！其若非尊老，恐怕要打人。
吕惠卿也摇摇头曰“苏子之法，良善有余而屈力不足，试问年过五十者，不在军帐议事，却执利器而杀敌，即有违尊老，还有损军力，不过任老兵为教，为伍倒是可为，只是资其钱财，不知钱财何来，更有甚者西行之兵事物资尚且捉襟见肘。”吕惠卿本是非常想支持苏轼的，但苏轼法度一出，有几分与自己相悖，故而也心生厌弃之意。
范纯仁倒是微微笑道，“苏子之法虽然看似宽泛，倒是有可称道之处，钱财之何来，我等俸取之处，乃是税也，税乃市易余资，若令市易成江河，自然税乃是水到渠成之事。只此我认为可行。”
众人议论纷纷，大殿顿时嘈杂。
苏轼见状，立马解释道“众人以为我法不可为，实在错论也，我法并非是无为而治，新法设计之初，当令天下人支持，而不是与天下人为敌，故而不能成颠覆之法，亦不能革旧人之命徒，这样才能令更多人支持，以此来待更为长久的利图，只是文贤相（文彦博曾今为相）初来即出反对之声，未免太过跋扈！”
文彦博听之，眼神鄙夷的看了苏轼一眼，却也不好争辩。
黄庭坚急补充道“新法之日，还需文公（文彦博）鼎力支持！切不要因事生乱，自古皆有违逆新事物者必为后人鄙夷，文公且莫要做那种成败事之举的人，哈哈！”黄庭坚说完还自顾的笑了起来，让人觉得其是在说轻薄之语，就是看不起文彦博的意思。
文彦博哪里能听不出黄庭坚话的深意，遂用责备的语气道“黄鲁直汝子无礼，竟然出言讥讽老夫。”
苏轼斥责黄庭坚道“鲁直无礼，岂能如此对待文贤相！”语虽然斥责之，内心却有几分欣喜，毕竟黄鲁直也煞了文彦博的威风。
苏辙道“汉初则有文景二帝，集二世之财力，才为刘彻一举荡平燕然，封狼居胥之功业，今吾更应该出力为保国之功业，乃让后世之人能有力再图，如今世道，四方皆有敌手，四邻皆有霸我之意，若是还一味的为求自保而萎缩不前，岂不成后世叹。”
吕惠卿听之，表情难以掩饰内心的激愤“若真能休养生息那则也罢，可是，哼哼！今朝真是时不待也，西夏国屡犯我境，大辽国因那几百万两岁银才不犯我大宋。今之势，变则有难，不变则更难。希望官家和苏子能够三思而后行。据说幽云总兵报说辽国以大宋之钱财，发展壮大，正欲吞并邻国高丽，待他时机已到，恐怕汴京也成其野心劣图的目标！”
吕惠卿又俯首对向太后道“官家，西行大军已经在灵州城屯驻数月有余，而我军资响银却能拖的拖，能扣的扣，宗泽来信，有部分营属因不满响银及风沙肆虐，有涣散和逃离之险，筹措军饷则刻不容缓，再不及时可怕军中会有哗变。”吕惠卿又转向苏轼道“苏子曾为西行大军筹措军资，岂知钱财之来之不易，如今又要散尽国财推行新法？我看也未必可行。”说着还侧眼望向苏迈，因为苏迈在筹措军资方面那是一员干将。
苏迈出班言“筹措饷银，尚在可控当中，只是难向百姓再增苛税名目，只能另开新路，目前漕运税和行酒税倒是可以支撑一段时间。”
苏轼道“此吾亦明了，然则吾之法乃是环环相扣，只有相行而起，方可利之，若此紧一段而彼松一段，则必全然废之，不可缓图。我以为若还依旧法，大宋形势则会更加恶劣，不如就此而行新法。”
文彦博又怒道“苏子之法，我看只有宽慰和花钱，至于收钱，还是未知之数也，断然不可行也。”
范纯仁出言道“苏子之法，虽然不全然美好，但是也并不是全然不可取，我看倒是可以一试。”
向太后喃喃的言语道“吾一妇道人，虽然不懂你们人间大义，但是我还是懂家里的这些小事的，苏子所言之宽慰而治，倒也是必须，你看那将帅兵卒之中若有三五退意，可放一些还家，归乡，且付于盘缠，待他们团员之后，有心者必令其回。至于民法吗，吾也认为当从容面对，不可步步紧逼，逼良为娼，逼民为反从来不是我‘赵家’的本意，”向太后说“赵家”时故意加粗了声调，以向众人证实其只为“赵宋”出力，而不像高太后那样处处为福高门，虽然这是在为自己虚作声势，倒也能看出向太后没有违逆之心。向太后接着又道“吏法，这当有各级官吏所为，吾一妇道人家难以执言。且信苏子。”
吕惠卿急得像着火似的，“官家，不可为呀，军中涣散之风不除，难以盛士气，饷银不济，军心无以汇聚，任涣散之人离去，会引起连锁反应，或无兵可用呀！”吕惠卿只在意论实事，并非有意反对苏轼之法。毕竟他为边官多年，且不能放任边事乱而不管。
向太后道“吕公莫急，兵法可准你徐图之，此月放三千兵，次月再放三千兵，三月归队者饷银倍之，久而不从军者，必用军法从事，以此即可抚恤军心，亦可缓图苏法。”
吕惠卿无奈，只得诺道“臣且去行之。待观一二。”
文彦博见吕惠卿无言以对（苏轼），反对之声渐次，看来大宋又要变革，自己已经垂垂老矣，再不想更迭变故，则又出言反对之“自古取士，皆有才德者居之，所谓才，则需考策论古多寡而计，今我大宋取士，却依从推举，举荐，却不从科考，此乃下策也。我看苏子是别有用心，另有他图。今后我大宋恐怕皆是无才而仰德之辈。”而后文彦博又直言“苏子所作莫非是为了陈履常，李方叔铺一捷径。”文彦博此言就直说苏轼是为了徇私。陈履常即陈师道也，李方叔即李廌也，二人极有才华，为苏翁办事更是得力，只是二人没有取过功名，因而没有能正式为宋官。
听到文彦博的话，从来不说话的蔡卞也站不住了，持其言曰“官家，臣与赵挺之向来只在太学作官，本无缘于民生大计，今苏子以为宋之为官可从推，而不从考，臣以为此不妥也。想来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哪里有机会被推荐举拔，这些人却是何去何从，想那苏子也是考取功名之人，不知此法当作何用心，断了学子之路，愿官家及诸位官友慎察之。”
赵挺之也出言相和“论政改革，本是无可厚非，但若是全盘否认前人沿用数百年的科考制度，我看这才是倒行逆施之为。”
李格非见赵挺之说话十分的无礼，厉声辩解道“赵正夫（赵挺之），汝何狂言苏翁为倒行逆施者，苏翁之法在这高堂之上只讲解一略章，尚未举其详章，汝以一小篇却污其为大逆，无异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也。愚以为此法当行之方能足见其效，若是此时辩其驳，无异于令其（苏法）胎死腹中，何能见其成长，何能见其成大才也？”
赵挺之对曰“文叔兄，你有大才，可是你之大才也是苦心潜学而来，若是失去科考之图，你安能居此庙堂？”
李格非对曰“祖宗之法，也有三千可废，废与不废皆因时事论道，若能推助我宋前行，必可沿用，若阻我宋发展，当然须废！”
赵挺之曰“你可知，读书之人，必从小而为之，渐有十年方有成效，若今告知，读书无用，天下读书人必然停滞，数十年后，则无能人可取，若想再沿用科举取士，又要耗费十年的光阴。汝等吾等皆是读书受益者，莫要阻他人之去路。”
苏轼见二人争执不开，急忙阻拦曰“赵正夫，李文叔莫要争执，吾之吏法并非为一概而论之。首先吾须解说曰，旧取吏之法的弊端，所谓唯才是举之‘才’且只是论其考绩，而忽视其真实的才干，试问科举考试者，取者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者，然则却难见真正励行者，若为官者终生也不察夫民心，何以能仰民之所指。昔者，王安石公曾身披草帽履鞋，遍访于民间一二十余哉，方得新法七卷，本能成为冠绝古今之大法，其高义并亚于管仲商鞅之绩，奈何所付者皆为夸夸其谈之辈，致使失其锋芒，沦为世之弊履。吾曾为密州，黄州城辖，知人间故事，岂能算是纸上谈兵。人之所急乃是今之所需，吾之法，能解人和钱的关系，既然要向百姓收钱，则必先令其有钱，所以才有宽慰，减税，免贷之策，既然要养兵，必先行优待宽扶之策，方能引来万千豪情男儿。再者既然要取吏，则必然不能条条框框辖死，读书而有才者，必然少数，我大宋之民吏何以万计，若不变通恐无吏可用也。”
苏轼停顿一下继续说“汝之言（对赵挺之）吾欲放弃科考而行荐策，实为大谬。我只道行荐举，可未曾言不科考。自隋起，科举就被证实为最为有效的取士之法，让天下万民皆有机会登高阁而望天下，若因苏某一人言就废之，那苏某岂不成遗臭万年的酸朽腐儒，况且苏某也是通过此举而名声贯于江湖，此等过河拆桥之举，必然为世人所不耻，这些，苏某岂能不知？苏某只道科考与荐策二法并举，不仅能提高取吏之数量，也能提高取吏之质量，既能防止我大宋无人可用，亦能防止我大宋用人不祥也。”
蔡卞，赵挺之听苏轼言，虽然内心有些许的不顺，不过还是毕恭毕敬对苏轼言“苏子之法，良苦用心，吾等误解也。”
果然让不反对的人认同很容易，所以苏轼的三言两语就令蔡卞和赵挺之止言，可是文彦博这老糊涂可是个“见人必反”的家伙，他可没那么容易取信苏轼的鬼话，于是又出言对曰“苏子所言‘兵、民、吏’三法虽然论之有理，可行之是否有效，谁人得知？试问当今大宋兵威不济，常淹没于西夏与辽国之下，民身尚无可活，财力不稳，钱粮堪忧，若是再行法不通，则必阻我大宋天数，我看苏子之法，处处花钱处处以人为本，却不行节俭不以天为本，苏子即无解决当下之困，亦难见法之成效，我看宽慰之法不过是徒有其表，若是卓有成效还好，可是如果不是妥善之方，岂不如泄洪之口，国之巨财化为乌有，何以能论其为治世良方，大溃之后必是后患无穷。吾等不应冒此风险，强然行之。”
黄庭坚不屑的笑了笑道“我看文老令公（文彦博）乃是杞人忧天也！法未行就言其败，是何等用心。”
文彦博对黄庭坚视若无睹，又朝向太后拱手执言道“官家，老夫年迈，身去亦不可惜，可是大宋国之繁华丽景当不能去，一旦此法不济，小则数十年难以收拾残局，大则兴亡多少事矣！大辽国对我国疆土垂涎已久，如若明年岁币不能按时送达临潢府，恐怕耶律洪基必乘机背盟弃约，挥师南下！再说眼前西夏国用兵正盛，钱粮皆不可缺，此时正是紧要关头，苏轼此法无异于釜底抽薪也，怎可能带来火势并旺之机。”
人群之中不乏有人信任文彦博者，叽叽喳喳一片。
向太后见文彦博如此执念，心中大为不悦，文彦博这三朝老怪，风评向来不佳，老是出来单挑恶事，实在讨厌，于是似有怒言道“文卿家是否在危言耸听！自古天下皆在变与不变之中，旧法与新法相生相克，各有胜负，今出此苏法，为世人眼前一亮，何必又阻之，我看此法既可消靡新法之弊，又可除旧法之不当。若你之见，可是无为而治，那吾且只在这高堂之上悠哉苟活，且等汝日薄西山，歇息就是了，徒留我这大宋残局。”
文彦博对曰“官家，吾也不是无为而治，只是缓步而慢行，且看今世，虽然众皆不利，但你我皆处在这繁华之中，这繁华不就是吾等之作为吗？何必又要突然变更。”
吕惠卿虽然不十分的支持苏轼的新法，但他向来看不惯旧党的作风，于是他急忙出言讥讽文彦博“文公大谬，此处之繁华皆是假象，四荒之野皆是虚张，吾且不说恢复汉武之雄昂，高唐之扩广，就连幽云之地也深深陷入北风之中，更何况还有西夏在用兵，文公所言之繁华何在哉？”
站在身侧唐国昌也出言补充道“文公不知，西夏国兵强马壮，不是大宋可以匹敌，臣曾直面其凶悍，不可小觑也。”
文彦博言“正因为四荒皆弊，所以不能行宽慰之法，国家无钱，兵行无道，行旧法才是正确之路。苏之法乃大行靡费之法，恐更陷朝廷和天下于万劫不复”
苏轼此时力已不济，苏辙见状急忙替苏轼维护道“文公且勿须动怒，旧法行的是旧治，汝观目前之局势，如此凋敝与荆棘，哪一个不是旧法之弊带来的，若想改变，须行大变，虽然苏法余有风险，但是未尝不可一试，一旦成功，且不是三千明月当头，晴空万里一片也。汝何忧哉！”
李格非补充道“旧法之道，利之权贵，损之朝廷，若干年后必然隐之大患，何不就此良机，乘引刀之快，剜腐肉以割痛疾！”这话说起来应该是咬牙切齿才行。
文彦博略有生气道“何为痛疾？旧法乃是太祖皇帝拟定，历经真，仁，英三朝，得益章于天下，民生所乐，庙堂高流，一派繁荣之景象，吾想不出汝等何以执意要改之。”
苏轼舒缓片刻后对曰“文公诧异，今时不同于往日，你且闻真，仁，英，三朝人口不众，行教化也易如反掌，一切可从简也。四海之人休养生息，少动干戈，党项，契丹，吐蕃人且也为莽夫，只有蛮力却少有上乘之计谋，而今他人之有长进，吾等却在此固步自封，若是不图后进，必然为世俗所弃，长此以往，吾等必居于胡人之下，人间向来不存弱者，彼时再行，可为晚矣！”
文彦博曰“你所言之阻滞不前，无非就是眼下钱粮不足，四方流弃，干戈频起。此何为也，必然是前朝变法之靡费周章，消耗我大宋的元气，今又思变法，则又当重启消靡，我看此极为不妥也。”
众人见文彦博这老骨头总是冥顽不化，站在后面的晁补之，张耒，苏辙等气的吹胡子瞪眼睛都想打人了，向太后虽然是妇道人家，她亦是读过书的人，怎能不知道这消靡国力的其实是党争，而不是变法。今天的朝会是向太后的第一次临朝，虽然有高太后称治在前，她完全可以依样画葫芦，但是这一众朝臣有好有坏，有喜欢的和有讨厌的，可是她可不想厚此而薄彼，得罪其中的任何人。如今她最紧要的事是如何平衡朝中这新旧之间的关系。于是她只能用近乎哀求方式对文彦博说道“文卿家，岁月婆娑，汝已年迈如斯，何必与这一众小辈计较呢。目今国力微弱，旧法只在靡之延续，却难改我宋渐颓之势。既然这样，何不让他们试一下，虽有危机，但还不至于亡国灭种。”
文彦博深知自古就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高太后去前，虽然有意采纳苏法以调和天下，但毕竟未行，不知其效如何？今向太后称治，势必要毁旧法以替之新法，方显其能。看来无论自己有万千理由，今日也会在这朝堂上不得人心，于是只好无奈的坦诚对曰“既然官家有意，臣又何苦忌惮。”文彦博嘴上如此说，内心却思量自己“大势已去！”
苏轼见文彦博奄奄息也，内心好似轻松了几分，但是谁知道文公及其身后众人会否再从中作梗呢，真是世事难料。
范纯仁看到此情此景略显尴尬，遂出言缓和气氛“变法虽有时弊，但此为自古亦然，既是要变，必然会对现时有所冲击，高太后有意让我为宰，我在此保证，除了维护新法前行，必不会撼动诸位之利益。”范纯仁此言过后，略有三分不淡定，因为他知道自古变法皆是有碍于旧法，这种保证不知其可行否。他为此间话事人，就犹如把她架在火上烤，稍有不慎，便会得罪一方，轻则去官远谪，重且会身败名裂，世事就是如此。
吕惠卿出言禀告“官家，既然汴京城事已经议定，吾且返边塞，犒赏三军，并慰之以新法（苏法），希望早日激励我军士气，以拱卫汴京安全。”
向太后闻言答道“吕公为边事操心，真乃吾辈之福，不知现今有何打算。”
吕惠卿言“目今天寒地冻，料得西夏人马不济，可是春将至，陇右冰开，北风入怀，西夏必在白草蛰绿时卷土重来，约莫四月初时，将有大战，吾且即刻赶回筹措防御。”
向太后道“既然这样，吕公且行。吾当率汴京诸臣为公等送别也。”
吕惠卿辞曰“不敢劳官家大驾，只愿官家与尧夫，苏子同心，为新法着力，必不再为小人所阻。”说着正斜眼望向文彦博，而文彦博此时好似也没了力气，并不理会。吕惠卿又言“此一去，吾将带唐国昌及众武将同行。还请官家准其行。”
唐国昌，高骠同时拱手作揖回道“还请官家恩准吾等同行。”
没及向太后说话，吕惠卿来到高骠面前有意放大声量问道“骠公子年纪尚小，可留于汴京熟读兵法策论，砺筋骨子身，以待年岁长时再出。”
高骠立马不乐道“吕公，前次骠已随军出征，为何今此次不准我同行？”
吕惠卿道“前次你乃代君出征，今次勿须你往前军冒险。”
高骠似耍脾气似的言语曰，“我不管，骠已经识得军中万事，必然要在马上建功立业，以感愧先人。”此话正切中了赵煦的心思，何人皆可作自己想做的事，唯有自己不能，所以其内心极为苦闷，然作帝王，又与何人说呢。
众人皆嘀咕高骠之先人旧人都乃是好吃懒做之辈，尤其是好发国难财的人儿，为何他却如此清醒且真实呢！
吕惠卿对曰“骠公子莫要耍小孩子脾气，你且年少，似此等年纪必然要先练好本领才能出将入相。”
高骠不依不饶，因为他内心知道高家大势已去，他留在汴京即便不蜕变成高景佑那种纨绔之人，也会惹人嫌隙，遂极为不悦。这里要说下高景佑去处，他被押回汴京，然高家多处使钱着力，得且放归，暂时在高宅苟活。又因高家势去，暂时也不敢张狂。
此时向太后却有了自己的小心思，他知道高骠心高气傲，留其在汴京，可能会撺掇赵煦惹事生非，而且在高太后示下，高门之后皆躲在汴京作一安乐公，唯独只有他在军中和殿上，留其在汴京必成自己绊碍，不如就顺其心意令其随军出征，若是死了，将来只需好生封赏，并不危及向家安乐，思量之间诡计已出“高骠年纪虽轻，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今又豪情百丈，真乃是大宋之福也，我看可封其为先锋营伍马将军，为大宋效力，劈敌于沙场，勿让先人大娘娘（高太后）失望也。”
众人皆知此亦有诈，但是无奈面上不敢言，高骠听到伍马将军便是送死之职，内心有几分忌惮，但还是欣然接受，果然年轻无畏，真好男儿也！高骠应声诺道“谢官家新封之职，吾必斩西夏人头献于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