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冬的朔风卷着关外的烽烟，扑打在保定车站锈蚀的顶棚上。周亦云立在月台暗处，望着第13师、第44师的战士们蹒跚走下军列。士兵们绑腿裹满泥泞，肩头的步枪却擦得锃亮，这是少帅特批的休整地，也是从锦州血海里爬出来的将士们难得的喘息之所，也便于在休整之后，部队延平汉线回到武汉，
保定地处京津冀的核心地带，平汉铁路贯穿保定城区，这条铁路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命脉，无论是民用客运货运，还是军事调动，都极度依赖这条线路。保定素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在1933年长城抗战.和77事变都是中国军队的重要的核心后勤通道。
武汉军队驻扎在保定犹如顶在东北军的一根刺，掐住了东北军的咽喉，当同样一份电报送到了少帅的办公室屋子里面，少帅从副官的手里接过看了起来，几分钟之后，啪的一声电报被少帅拍到了桌子上，原来司令给少帅的电报。
保定驻军指挥部并转汉卿兄勋鉴：
日前我军进驻保定事宜，诚为非常时期之权宜部署。倭寇肆虐东北，近更窥伺华北，当此危局，非集华夏力无以固疆圉。保定地处要冲，绾毂南北，弟部暂驻于此，实为构筑平汉防线，屏障中原，绝无他意。
汉卿兄精诚为国，主动撤防以使全局协调，弟心深感佩。东北袍泽之牺牲奋斗，全国同胞皆为之动容。现政府正积极交涉，期以公理昭彰。惟军事准备不容稍懈，望两军袍泽同心协力，共御外侮。他日驱除倭虏，恢复山河，必当迎请兄部重归故地，再振雄风。
当少帅召集众人到他的私人官邸开会，他将司令的电报挨个传阅， 官邸内的空气瞬间凝固。围着少帅的几位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等人，脸色都变得极为难看。短暂的沉默后，是压抑不住的愤懑与悲凉。
“少帅，中央这是什么意思？”一位性情刚烈的将领猛地一拍桌子，“保定是什么地方？是咱们河北驻军的后方，更是通往山西和中原的咽喉！他们不明不白地把武汉的精锐顶到咱们眼皮子底下，这是要防谁？还是要缴咱们的械？”
另一位将领说道：“少帅，武汉军队千里迢迢的来到东北支援我们，我们感激，如今他们赖在保定不走了，不是掏我们的心窝子。”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怒。
于学忠更是直接的说道：“少帅，咱们刚丢了老家，成了无根之萍，几十万弟兄和几百万乡亲眼巴巴地望着我们。现在可好，中央非但不给我们补充枪弹让咱们打回去，反而把枪口调过来对着我们？”
于学忠的话引起了在座东北军将领的愤慨，他们产生了最直接的危机感。东北军自撤入关内，虽拥兵数十万，但失去了东北的财源和根基，已经如同寄人篱下。国民政府任何针对性的军事调动，在他们看来都充满了猜忌和威胁。
在众人争论之际，参谋长走到巨大的华北地图前，手指沉重地划过保定：“少帅，诸位，此事非同小可。中央军驻防保定，其战略意图有二，皆对我军不利。”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其一，是监视。 我东北军主力分布于平津、河北一线，保定位于我军侧后。中央军在此驻扎，等于扼住了我军南下的通道，并将我们置于其监视之下。这是信不过我们。”
“其二，是定调。 此举表明，南京司令的‘攘外必先安内’之国策未变。他将中央军置于华北腹地，不是为了北上抗日，而是为了稳固关内，防范‘内乱’。这个‘内乱’，既包括共产党，恐怕也包括我们这些‘杂牌军’。”
这番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它意味着，南京政府高层已经放弃了在短期内收复东北的幻想，并将战略重心转向了内部的整合与控制。 对于一心想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官兵来说，这无疑是兜头一盆冷水，浇灭了他们心中残存的希望之火。
在整个过程中，少帅大多时间沉默不语。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当前的困境。作为东北军的最高统帅和华北的军政长官，他承受着内外双重压力。
对外，他必须 服从中央的政令，维护“统一”的局面，对内，他必须安抚麾下将士日益激愤的抗日情绪，并维系这支庞大军队的生存。
他知道，兄弟们说的都有道理。中央军的举动，充满了不信任。但他又能如何？强行对抗吗？即便东北军彻底与中央决裂，南京政府始终占据着中华合法政府的身份东北军必背上“叛军”的罪名，如果在失去东北后再失去关内的立足之地。那么东北军的命运就是浮云，而且和南京一旦翻脸
最终，他抬起头，用疲惫但不容置疑的声音下达了命令：
“传令各部，严守防区，不得与中央军发生任何摩擦。。’”
命令下达后，会议室里只剩下无声的叹息。几位将领互看一眼，眼神中充满了无奈、不甘与悲凉。他们明白，少帅的选择是当下最现实的、最无奈的“生存之道”。
这种弥漫于整个东北军中的被猜忌、被压迫的悲愤情绪，与“打回老家去”的迫切愿望交织在一起，不断地发酵、积累。最终，这些情绪将在四年后的1936年，在西安找到那个震惊中外的突破口，他们用一场兵谏，强行扭转了国家的航向。 而1932年在保定感受到的那份屈辱与绝望，正是埋下这场惊天事变的重要种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