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恭敬地向大师行了一礼，然后迫不及待地抛出问题：“大师，严嵩在民间的形象多是大奸臣，可我觉得历史人物似乎不该如此简单定义，您能给我讲讲真实的严嵩吗？”
大师微笑着示意我坐下，他的声音沉稳而温和：“你能有这样的思考很好。严嵩这个人物确实复杂，不能仅依据民间演绎来评判。我们不妨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你知道严嵩25岁就中了弘治十八年的二甲进士，还入选了翰林院庶吉士，可后来却因病归乡调养了十年，这段经历民间传说是他不满腐败辞官，你怎么看？”
我思索片刻后回答：“我觉得民间说法可能有夸大其道德层面的考量，毕竟历史往往容易被理想化。”
大师点了点头：“你说得对。从史实来看，明代翰林官的月俸仅5石米，换算到现在大概750斤，这点俸禄根本不够支撑京官在京城的开销。而且严嵩在隐居期间创作了《钤山堂集》，诗中‘岂曰忘世荣，守道固所钦’就反映出他只是处于政治蛰伏状态，并非真的想远离仕途。再看时间线，正德年间刘瑾专权，从1506 - 1510年，这刚好是他隐居的时期，避祸的成分远大于道德坚守。”
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那他后来1516年复出，这背后又有什么政治背景呢？”
大师喝了口茶，缓缓说道：“严嵩复出时已经37岁了，他选择这个时机，是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杨廷和集团主导新政，急需新生代官员注入活力；同时，他的江西同乡费宏时任礼部尚书，对他有所提携；再者，正德皇帝怠政，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这对严嵩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
我接着问：“了解了他的早年经历，那严嵩后来是怎么一步步走向贪腐的呢？”
大师神情变得严肃：“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的制度性问题了。先说明代的俸禄体系，洪武二十五年定制，正一品月俸87石，递减到从九品就只有5石。实际购买力换算一下，首辅的月俸也就值白银44两，因为当时1石米约等于0.5两白银。严嵩任礼部尚书的时候，1538年，他单次接待琉球使团的开销就需要300两，这远远超过了他一年的俸禄。”
我惊讶道：“这样看来，俸禄确实难以维持官员的正常社交和公务开销。”
大师继续说：“没错，这还只是一方面。到了嘉隆万时期，财政出现了异化。嘉靖朝太仓银岁入从200万两增至500万两，可皇帝热衷于斋醮，每年耗费120万两。严嵩为了迎合皇帝，也为了自身利益，发明了‘羡余’制度，就是地方要向中枢输送正税之外的‘孝敬’，这就形成了系统性的分赃机制。1562年抄家时，清单显示他藏银200万两，这相当于全国两年的田赋收入，可见其贪腐程度之深。”
我不禁感叹：“制度的缺陷和财政的混乱，确实给了严嵩贪腐的土壤。那从权力异化的角度，又该如何理解严嵩的行为呢？”
大师目光深邃，说道：“这要从嘉靖帝的统治说起。嘉靖帝20年不上朝，通过‘票拟 - 批红’体系操控朝政。严嵩抓住机会，创造了‘青词政治’，把宗教仪式变成了权力通道。内阁首辅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成了皇权的白手套，自然就有了寻租空间。”
我追问道：“除了皇权的因素，还有其他方面导致权力异化吗？”
大师回答：“当然，士大夫集团的结构性溃败也是重要原因。16世纪的科举制造就的官僚体系出现了‘逆淘汰’现象。像正直官员杨继盛，年俸连基本的养廉都不够；而攀附严党的人，只要花‘买官银’，比如知府5千两，就能快速晋升。1550年庚戌之变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因为隶属严党，不敢调兵，这就充分暴露了军事系统的腐败。”
我思考片刻后说：“感觉严嵩的贪腐不是个例，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历史逻辑。”
大师点头表示赞同：“你说得很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指出，‘道德代替法律的统治，终将导致整个文官系统的双面性’。严嵩现象本质上是绝对皇权下‘合法伤害权’的变现过程。从张璁到严嵩再到张居正，首辅权力越大贪腐越严重，这印证了孟德斯鸠‘权力导致腐败’的论断。”
我感慨道：“没想到严嵩的背后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的必然。那从当代视角来看，严嵩的这段历史有什么警示意义呢？”
大师语重心长地说：“当权力监督失效、制度约束缺失时，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都可能沦为体制的共谋者。严嵩的悲剧不只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揭示了专制集权下官僚体系的自我腐蚀定律。正如史学家韦庆远所说：‘严嵩是跪着造反的权臣，他的贪腐是皇权阴影里开出的恶之花。’当代社会，我们要重视权力监督和制度建设，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
我起身向大师深深鞠了一躬：“感谢大师的教诲，让我对严嵩和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
大师微笑着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希望你能从中学到经验教训，更好地理解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