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毕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禅师惠辨也是一位能超脱于凡俗之间的高僧。
苏轼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时，由于年轻气盛，面对因新法扰民等诸多难解问题而烦恼之时，总会去寺院里拜访海月禅师。往往都是在淡然对坐中，随便听上海月禅师的几句话，就会使心中的郁结顷刻间烟消云散。
在当时，杭州本地的佛教极为繁盛，堪称天下第一。
所以说，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与那些圆滑虚妄的假和尚杂处一寺。当时寺院里的惯例是：除了设有正副主持外，还设置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说白了，就是专门处理寺院里的一些财务案件文书以及迎来送往等事的僧人，类似于今天的寺院办公室主任。
这些寺院里那些不愿参与世俗、乐于栖身山林的所谓得道之人，都不屑于参与这类俗事。
但是，清远静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禅师却能做到内心空渊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脸上从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岗位上干的那是有声有色，并赢得了僧众及信徒们的信任与爱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禅师突然卧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请苏轼上山话别。
不巧的是，苏轼当时正值公务繁忙，完全没有闲暇，过了十几天才去。而当时海月禅师已经坐化四天了，只见他盘腿端坐仿佛生前一样，以手摩其头顶，好像尚有余温。
海月禅师生前留下遗言，——要等苏学士到来之时方能盖棺！
为什么苏轼总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挚友情呢？
也许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苏轼对于佛学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苏轼内心的慈悲和对新法下百姓苟延残喘状态的怜悯之深，无奈的他只能从佛教之中去寻求超脱与释怀！
佛门之地的佛缘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苏轼也有着超出常人的见解。
北宋时，作为契丹族走狗的高丽人，经常拿着“三分不值二分”的贡品，前来向大宋进贡，实则是心怀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违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图书。
等他们到了我们的疆域，还会将当地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从而图谋不轨。
并且高丽的使臣到来时，大宋朝廷的赐予、馈赠、宴请、劳顿等费用远远超过了他们进贡的物品所值，而为了迎接他们而修建亭馆、调发人船、扰乱市场的诸般费用还不包括在内！
对于这些外族歹人明里暗里的挑衅行为，杭州通判苏轼的做法为：
如果这些高丽使者送交的文书中没有使用我大宋的历法年号，那么所送的礼品一律退还，直到他们改用大宋的年号为止。
另外敦促他们办完事情尽快离境走人，不许有一刻的滞留。同时，退还他们所进贡的非正式礼品如金塔，也不替他们向朝廷禀报，同时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规格。
再奏请朝廷发配那些奸商滑僧，并按照祖宗编制的统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一律不准再发船前往高丽！
在大宋当时的历史以及政治形势之下，这些举措无疑也展示出了苏轼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苏轼，人们的头脑中便出现一个的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国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间谍的第一人！
提起历史上的高丽王朝，真是乏善可陈，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
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高丽人可耻地充当了辽国的间谍，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员毫无防范的心理。
识破高丽人间谍阴谋的就是苏轼。
说到这起间谍事件，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至今这件事还被当成中朝友好的历史见证，这就是“义天来华”事件。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地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
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
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熙宁六年（1061）。
元日（大年初一）。
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已经三十八岁了。
正在衙门里值班的他，翻看了去年七夕前后寄给张先老先生的诗作，老张已经作了和诗并回寄。
不知怎的，张先这个人，提到他总让人一下子就会联想起白居易，也许是因为两个人都较为长寿，且都在年迈之际蓄有妓妾的缘故吧。这两个人中，白居易是苏轼的偶像，而张先则是苏轼的诗友兼知己。
所以说，当苏轼看到了自己去年七夕前后夜宿法喜寺时写下的怀念孙莘老的诗，已被张先郑重地作了和诗后，就挥笔再次唱和了老张的和诗。
已近不惑之年的苏轼，仍是没能从书生意气中完全脱身，带着稍显揶揄的口气，在和诗“小蛮知在否，试问嗫嚅翁。”（《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中，还和老张开了个玩笑。
正月初九，苏轼与同僚们在有美堂饮酒后，感到有些不胜酒力，到家后倒头便睡了。一觉睡到五鼓时分，醒来后便再无睡意，索性就坐下来批阅起案上积压的文书。
突然，他看到了老乡、阆州（今四川阆中）人鲜于侁（字子骏）所寄的书信。
鲜于子骏这个人，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就拜访过他，并对他在利州路漕司任上推行新法过程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三不害”的做法十分赞赏。
苏轼拆开信来，见是鲜于子骏寄来的《杂兴》诗，于是顿觉一阵暖流，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顿时化作了诗兴，遂提笔写下了一首《古意》答之。
不日，新年的气氛还未散去，章传（字传道）也给苏轼寄来了诗作。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有不少的诗词唱和。
我们只说这次，章传道寄来了诗后，苏轼一看，是一首五言、去声廿六宥韵、二十二韵的仄韵长诗。
由此来看，此人必定也是有点作诗功底的科班文士，苏轼想也没想，就随手和了一首寄走了。只是不知道其中的“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次韵答章传道见赠》）句，日后也为他惹下了麻烦！
这是因为，苏轼原本对《汉书》研读得极为精熟。前面我们就讲过一个段子，苏轼年少时曾反驳过张方平，说你老人家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把《汉书》读过三遍的吗？
所以在这几句诗里，苏轼援引的梁冀、窦宪都是东汉时期的外戚（妹妹是皇后），都是因为时君的昏庸不明而跻身显位，为人残暴虚妄、恶贯满盈，但是马融、班固这两位旷世大儒却都只能屈身事于这两位贼人。
苏轼在这里的意思被认为是，我苏轼决不会像马融、班固那样去卑躬屈膝地依附于当朝的“贼人”，在这里，明眼人都知道是代指王安石以及手下的鹰犬们！
所以说，祸从口出。
章传道这个人在历史上虽不驰名于世，却引得苏轼因诗发了几句不合适的牢骚。
元宵节一到，杭州城到处都成花灯的海洋。
苏轼饶有兴致地到祥符寺九曲路一带观了灯，但见整个杭州城“金鼎转丹光吐夜，宝珠穿蚁闹连宵。波翻焰里元相激，鱼舞汤中不畏焦。”（《祥符寺九曲观灯》）
当苏轼转到了祥符寺僧人可久的僧房时，他屏去了左右随从，独自悄然走了进去。却发现僧房里黑灯瞎火的，与外面的灯火璀璨判若两个世界。
寺僧可久俗姓钱，字逸老，喜作古律诗，是苏轼的诗友。
虽然这位寺僧就居住于湖山的盛景之所，但为人清约介静，一般不轻易与人交往。士大夫们前往相晤时，偶尔会有人给他带一些稻米，但可久也只是象征性地留下来一点。这些米他用瓶子盛起来放在几案上，也没有什么菜蔬，每天就取二三合（北宋的一合大约为一百毫升）食用，其品行为时人所重。
杭城这些僧人平素清心寡欲、超然物外，食物仅可续命，衣物却是缝缝补补、经常不够穿。
但是，很少有人见到他们面有忧色的时候。苏轼的到来，作为地方官能与他们成为诗友，想必这些僧人也是十分乐意与苏轼这种平易近人的官员交往的。
正月二十一。
元宵节过后的杭城气温已经回升，南国的春意已经很浓了。
苏轼前些时卧病了一场，这时也已经痊愈。这当口，知州陈襄差人来邀请苏轼这位老搭档一起出城寻春。
“间逐牙旗千骑远，暗惊梅萼万枝新。”（《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两人一起在春日里畅游，并诗词唱和，绝不愿辜负眼前这些明媚的春光。
六日后，按照惯例，苏轼要在节后到杭州府下辖的富阳、新城等地去巡行。
铜鉴湖畔的云泉山麓有个山洞，这山洞的名字特别好听，人称“风水洞”。先行三天的本州节度推官李佖就在风水洞等候着苏轼。
“风水洞”距离钱塘县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严院。洞极大，从里向外流水不竭。洞顶上又有一洞，在洞口能感受到清风微出，故得名。
风水洞又名恩德洞，冬暖夏凉，常年恒温，早在东晋时期，就被列入“湖埠十景”之一。
此洞因其地貌独特、景色宜人，在唐代就已负盛名，至宋代进入旅游顶盛时期，曾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到访游览，并在此挥毫泼墨。
苏轼到了这里，见洞内石壁上早有白居易、范仲淹等前贤的题诗，略一沉思，就留下一首排律于壁上。
可惜，这首风景诗的最后两句“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被变法集团解读为，苏轼是借此来讥讽当下的某些小人多务急进也！
《乌台诗案》载苏轼的供词说：“熙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风水洞，有本州推官李佖知轼到来，在彼等候。轼到乃题诗于壁，其卒章不合云‘世上小儿夸疾走’，以讥世之小人多务急进也。”
可当时的苏轼哪里顾得上这些，面对这样有着渊源历史的山水景观，还不赶紧与李节推一起游览和诗。
“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这就是苏轼和李佖诗的后两句，又被指为讽刺世态可厌，小人争进，苏轼这是想弃官归隐，效仿冯夷之水居，御寇至风御，暗指随他们二人而去便可远离当世的讥谗！
后世有人曾对古人在风水洞留下的诗词进行了搜集和统计过，发现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余首。
到了今天，这座苏轼曾经留题过的风水洞，已改名为“锦绣风水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