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篇老百姓歌咏礼佛时的合乎声律的韵文，那是朱寿昌同志根据梁武帝忏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编的。苏轼见到这篇韵文时，在被朱寿昌孝行感动之余，极尽其才，奋笔作偈，附予其后，遂成绝响。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着交集。
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名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着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着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名叫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里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的“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
从前，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的。
最近，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
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而当该年秋后蔡冠卿将要离任京师之际，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的，在诗中苏轼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送蔡冠卿知饶州》），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问题出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
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送刘攽倅海陵》），又被抓住了把柄。
反动派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同上）”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同上）”还用了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曾巩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在这里，我们知道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着，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 。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着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着，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着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着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着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着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着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着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四月初八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
吕公着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巩对他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说在神宗眼里他那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连“臭狗屎”都不如的。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着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我国历史上的变法，诸如商鞅变法、范仲淹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会触及到封建地主、贵族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引起他们极力的反对。
因此，中国的历次变法不可避免的就都会伴随着“新旧党争”。
熙宁年间，以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为首的旧党，他们就是在极力反对王安石推行他所制定的新政。当然，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反对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对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的那些内容。
简单的说，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要怎样改革的争论。
比如苏轼，他就明确反对“均输法”的推行，他认为其不但不会让国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实惠，反而会滋生出更为严重的腐败，从而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韩琦则是明确反对“青苗法”的推行，他认为此举不但救济不了青黄不接的百姓，反而是会加重百姓头上的负担，直至让百姓们家破人亡。
事实上，王安石虽是清正廉洁，但他因情商实在是太低，为了将变法严格的执行下去，只要是赞成变法的官员，他就不问出处、照单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导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变法走向高层，执掌变法大权，如后来的奸相蔡确、蔡京等人，他们皆是靠着依附王安石，从而掌控了实权。
当这些小人掌控大权后，他们虽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常常会在施行新法的过程中，暗行剥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实施青苗法时，本来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这些官员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在暗地里加收了好几倍的利率，致使百姓们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王安石在变法时重用的皆是这些小人，欧阳修、苏轼等正义之士又岂能不反对呢？
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然而，苏轼的此次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