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师的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着赠予苏老泉。
苏洵兴余，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专门回赠了怀琏。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忙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百姓，之所以在此处特意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老杨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在京师的这段时间，苏轼业余时间还经营了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分别起名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还是挺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至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编纂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尽管里面充斥的全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会难免掺杂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苏轼几百年后也成了天下知识分子竞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们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从九品（副县级主簙）升级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皇榜发布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
苏轼在谢表中异常自谦道：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日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心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喜的无非是遇到了愿意原谅自己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虚伪了。但在当时，苏轼这位小同志不这样从俗定然也是说不过去的。
寓居京师时，苏轼曾去拜访过一位据说很着名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在张医师处听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的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夫妻俩又路经此冢，想去收拾儿子的骨殖。令人震惊的是，发现自己的儿子还活着，弃子看见父母便爬过来欲要投怀送抱。
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处孔洞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且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亦不娶妻，长大后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佑六年（1061），有苏轼当时作的记文为证。
人道，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在此算是领教了！
紧接着，苏轼的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职务为：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被认可的所谓“获得感”。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及第后，除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从这一角度来讲，陆诜的履历与苏轼基本上大同小异，因此能够成为朋友。
离京之前，苏轼专程到父亲苏老泉的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
同行出京者有马正卿，苏轼后称其“马髯”，马正卿后来成了与苏轼相交二十年的老朋友。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
于是，马正卿请求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东面的几十亩荒地拨给苏轼。这本是一块无用之地，徐太守很快就答应了。马正卿先是帮苏轼造了房子，由于房子是在大雪中竣工的，苏轼遂将其名为“雪堂”，并亲自写了匾额，还在雪堂的墙上画了一幅有森林、河流、渔夫的雪景壁画。
第二年开春，马正卿又找来了工人，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栽上了树。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这是后话。
嘉佑六年（1061）冬月十九，苏轼与弟弟别于郑州的西城门，苏辙是自京师一路送行哥哥至此的。当苏轼回首张望时，“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弟弟苏辙的背影已被一望无际的坡垅所遮挡，仅能看到弟弟衣着单薄，头上戴的乌帽随着马匹的疾驰而忽隐忽现了。
后人许彦周从苏轼兄弟的感情角度出发，评论这一可泣鬼神的场景堪比《国风·邶风·燕燕》中描写妹子远嫁的场景：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苏轼赴任陕西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其弟苏辙难遣手足之情，写了首《 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苏轼当即做了首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回赠。
《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是一首极具哲理的名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全诗动荡明快，意境恣逸，是苏轼七律中的哲意名篇。
其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句，是苏轼依苏辙原作中提到的雪泥引发出人生之感。查慎行、冯应榴以为用禅语，清人王文诰已指出二人的谬误，说此语实为苏轼所做精警的譬喻。
故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雪泥鸿爪”，“后来变为成语”。纪昀也评此诗道：“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
路过长安时，苏轼拜访了翰林侍读学士、尚书礼部郎中、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字原父），刘敞时任长安守，特意留苏轼痛饮了数日。
接着刘敞还带苏轼同游麟游县东的石林亭，参观了刘敞所收藏的唐苑中石。
刘翰林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因此，他能够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以至于后来苏轼之所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腊月十四，苏轼到达凤翔府签判任上，第二天就很快办完了交接手续。接着按惯例上了到任谢执政启，这也是当时的“官场规矩”。
宋时的凤翔府属陕西路秦凤路，辖十个县：天兴、岐山、扶风、周至、郿县、宝鸡、虢县、麟游、普润、好畤。苏轼所供职的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兼管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曹文书，内有衙署办公处，平时最为繁忙。尤其是要把从山上伐下来的木材编成竹木排，东下渭水、黄河外运，还有加强黄河的防务，火速运送粮草至陕甘宁边区等差事要做。
苏轼到任时，郑州荥阳人宋选（字子才）接替了崔峄出知凤翔府，宋知府对苏轼很是关照与厚待。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至和三年（1056），苏轼从四川老家进京考进士经过凤翔府的官舍时，该官舍曾经破败得无法居住。自从当年八月太守宋公到任一个多月就组织修缮，使得驿站面貌一新，整洁清爽，不复当初模样。该工程五十多天完工，用了三万多个工，二十一万多材料，却没有惊动当地的百姓。宋公是那种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快乐做事的仁爱君子。苏轼对此公十分钦佩，后来还专门写下了《凤鸣驿记》，记录了宋公“不择居而安，安而喜从事者”之风范。
宋选有两个弟弟，名字也极具当时的特色：宋道和宋迪。儿子叫宋子房，字汉杰。苏轼后来与这父子叔侄四人皆有交往。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知道，但凡与某人的舅舅或叔叔投缘，那么与他们的外甥或侄子就很容易沟通。
太原人王彭（字大年）其时为凤翔府监军，他是王全斌的曾孙，王凯的儿子。
王全斌宋初平蜀有军功，而王凯数次打败赵元昊，有边功。作为武将之后，王彭亦边功卓越，但上面却没有赏赐，王彭却不以为然，这一举动自然深得苏轼的钦佩。
王彭也特别喜爱苏轼的文章，一旦苏轼有新作写就，王彭则欢然拜读终日。苏轼刚开始并不懂佛理，王彭就给苏轼讲了很多他所知道的佛法大略。
俗话说，近朱者赤。以至于后来苏轼喜好佛书，也极有可能是受到了王彭的影响。
有趣的是，“他乡遇知己”的段子也绝非空穴来风。
苏轼到任后才知道，滁州全椒人张琥（后改名为张璪）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的州县属官），而胡允文（字执中）正出任凤翔府下辖天兴县的县令。
胡允文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成了家族的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