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在普斯科夫州统计局的走廊里已经徘徊了三个钟头。走廊的墙壁刷着那种只有在沙皇时代监狱和苏联时代办公楼里才能见到的墨绿色油漆，墙皮剥落得像是患了银屑病的皮肤。他手里捏着一份盖了七个章的辞职申请书——七个鲜红的章，像七处无法愈合的伤口。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从他三十二岁那年被基洛夫工厂裁员开始，就像普斯科夫城郊的雾气一样萦绕不散。现在他三十五岁，老婆跟一个卖波兰走私货的水手跑了，留下一个患哮喘的女儿和一间位于苏维埃大街三号院地下室的单间。女儿每天需要用一种叫生命之息的进口喷雾，而这种喷雾在普斯科夫所有药房的库存加起来不会超过三瓶。
他第无数次被副科长办公室的秘书挡了回来。那个叫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女人，脸上有着圣像画般的僵硬表情，她说：伊万·伊万诺维奇，您必须明白，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这些表格的延续性。第七号表格需要第八号表格的附注，而第八号表格的生命又依赖于第九号表格的审批。这就是链条，这就是体系，这就是您存在的价值。
她说这话时，窗外正飘过普斯科夫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那钟声在伊万听来，像是给某个尚未出生就已死亡的理想致哀。
就在他准备把辞职信撕碎吞进肚子——毕竟统计局发的那种粗糙黄纸说不定比食堂的黑面包更容易消化——时，一个穿深灰色风衣的男人撞上了他。那人风衣的领子竖得极高，几乎遮住了整张脸，只露出一双灰色的眼睛，眼睛里的颜色像是普斯科夫冬天永远不化的冻土。
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人的声音像是从地窖里传出来的，带着一股霉味和伏特加的混合气息。
伊万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表格：我……我只是想辞职。
辞职？灰衣人发出一声轻笑，那笑声让走廊的灯泡闪烁了一下，从统计局辞职，然后加入另一个统计局。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形而上学的迁徙。
灰衣人塞给伊万一张名片。名片是黑色的，上面用银色的字体印着：
普斯科夫州生命意义终极统计办公室
主任：别格莫特
地址：幽灵巷13号半，地下室右转第三个棺材状储物柜
名片的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我们统计一切，除了绝望。
伊万抬起头时，灰衣人已经消失在走廊尽头。消失得如此彻底，仿佛他从未存在过，只留下一股浓重的、夹杂着湿木头和焚香味的气息。那是普斯科夫旧教堂做弥撒时才会有的味道。
幽灵巷13号半是一个在普斯科夫所有官方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址。伊万在列宁广场问了七个路人，八个都说没听过这条巷子，第九个是个卖葵花籽的老太太，她眯着浑浊的眼睛说：孩子，你要找的地方，得先忘记你为什么要找。
这话充满了东斯拉夫式的哲学意味——要么是无意义的废话，要么是终极真理。
伊万最终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仓库区找到了这条巷子。巷子夹在红色十月面包厂和一座废弃的东正教堂之间，宽度只够一个瘦削的人侧身通过。13号半的门是深褐色的，门把手是个铜制的骷髅头，骷髅的眼眶里镶嵌着两颗绿玻璃珠子，在暮色中闪着诡异的光。
他敲了敲门。门自动开了，发出墓穴般悠长的声。
欢迎，伊万·伊万诺维奇！一个声音从地下传来，我们等了您三百一十四万七千六百秒了。
伊万走下十九级湿漉漉的石阶。地下室比想象中宽敞，像是个改装过的防空洞。几十张办公桌排成完美的矩阵，每张桌上都堆着小山般的表格。荧光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像是成百上千只苍蝇在集体诵经。
一个体型肥胖、穿着条纹西装的男人坐在最大的办公桌后。他的脸像个月球，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痕迹，但眼睛却异常明亮，像是能看穿所有表格背后的虚无。
我是别格莫特，胖子站起身，肚子上的赘肉颤抖着，这里的主任，也是您的新上司。您从今天起就是本办公室的第七号统计员了。
可是……我还没有答应应聘。
应聘？别格莫特哈哈大笑，嘴里的金牙闪着俗丽的光，亲爱的伊万·伊万诺维奇，您难道没发现吗？从您在三楼走廊里问出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一刻起，您就已经被录取了。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唯一招聘标准。
伊万感到一阵眩晕。他想起了那个灰衣人，想起了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圣像般的脸，想起了女儿喘息时胸口发出的哨音。
那么，我具体要统计什么？他问。
生命意义指数，别格莫特从桌上拿起一份表格，每个普斯科夫市民，从在诺夫哥罗德大街菜市场买酸黄瓜的老太太，到在基洛夫工厂车间里拧螺丝的工人，他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产生生命意义数据。这些数据如同普斯科夫河里的鲶鱼，看不见，但确实存在。您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数据捕捞上来，填进表格，然后盖章。
他递给伊万一份样本表格。表头写着：
普斯科夫市民第8472号生命意义动态统计表
下面密密麻麻的栏目包括：今日呼吸次数对他人微笑的真诚度梦境中飞翔高度对永恒的理解偏差值晚餐时土豆泥的分配正义指数……
这些数据……如何采集？伊万觉得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精妙之处了，别格莫特神秘地眨眨眼，您不需要去问他们，不需要去测量。您只需要填写。填写的数字越精确，它们在统计意义上就越真实。这是统计学最高的真理——数据创造现实。
伊万想起了在州统计局的日子。那里的科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计划数字不是预测，而是命令。数字下达了，现实就必须跟上。
工资是多少？他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实际的问题。
别格莫特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卢布？
五千。
五千？伊万几乎要跳起来，这相当于他在州统计局工资的五倍。
五千，而且是金币。别格莫特从抽屉里摸出一枚金币，在桌上旋转起来。金币上的双头鹰图案逐渐变成了两个纠缠在一起的人类，一个指着天，一个指着地。但是有一个条件——您必须完全投入工作，不能质疑表格的真实性。否则……
他没说下去，只是用胖乎乎的手指了指地下室角落。那里有七个文件柜，柜门紧闭，但从缝隙里渗出一种暗红色的液体，散发着铁锈和腐草的气息。
那里锁着前七任统计员的质疑，别格莫特轻声说，他们质疑得太多，最后就变成了表格的一部分。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第一天上班统计的是一位名叫安娜·彼得罗夫娜·斯维特洛娃的寡妇。表格上显示她五十八岁，住在诺夫哥罗德大街二十七号院，靠每月二百三十卢布的抚恤金生活，主要食物是黑面包和自己腌的蘑菇。
根据别格莫特提供的生命意义指数参考手册，伊万需要在今日绝望值一栏填写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字。手册上写着：绝望值并非恒定，它与昨日面包的硬度、邻居的脚步声、窗外乌鸦的数量呈正相关。
伊万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寡妇，也住在类似的大院里，也腌蘑菇。去年冬天她滑倒在结冰的院子里，因为没有邻居听见，在雪地里躺了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被发现时，她手里还攥着要给孙女买的生命之息喷雾的空瓶子。
他在表格上填下了绝望值：89。
接下来的反抗指数一栏，手册注明：反抗指数与绝望值呈负相关，但非线性关系。当绝望值超过85时，反抗指数可能出现反常升高，这被称为普斯科夫式愤怒
伊万填下了反抗指数：12。
他花了六个小时完成了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天的统计。表格共有127项数据，当他在最后一栏今日生命意义盈余47.3时，台灯突然闪烁了一下，地下室的荧光灯齐刷刷地黯淡了一瞬。
很好，别格莫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他身后，您的数据很准确。安娜·彼得罗夫娜今天确实在诺夫哥罗德菜市场诅咒了十七次命运，其中有三次用到了，十一次用到了，还有三次只是含糊的嘟囔。您的统计与我们的暗探报告完全吻合。
暗探？伊万一惊。
哦，别说得那么难听，别格莫特摆摆手，我们只是在统计。统计需要数据源，就像伏特加需要土豆。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他们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
伊万感到一阵寒意。他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车间主任，那个人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人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数据。思考是科长的事，数据是工人的事。
接下来的一个月，伊万统计了二百一十七名普斯科夫市民。他学会了如何快速判断一个人的存在合理值，如何计算灵魂折旧率，如何评估明天是否会更好的概率指数。他发现，整个地下办公室就像一个巨大的永动机，把活生生的痛苦和挣扎压缩成一行行冰冷的数字。
最让他不安的是，这些数据似乎真的能影响现实。
他统计过一个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的文学青年——没错，他的父母崇拜那位作家到了如此地步。费奥多尔在文学才华实现概率一栏被伊万填上了0.03%，三天后，伊万在普斯科夫河边的旧书摊上看到他醉醺醺地兜售自己的诗集，一块钱三本，买一本还送一根火柴。
我的才华死了，费奥多尔认出了伊万，它死于某个统计员的笔。我知道，我感觉得到，那天早上我起床时，词语不再在我脑子里跳舞了。它们变成了数字，该死的数字！
伊万想解释，但别格莫特的规定像铁锚一样锁住了他的舌头。他只能看着那个年轻人把最后一本诗集扔进普斯科夫河，水花溅起来，像一声听不见的呐喊。
转折发生在统计第七千三百二十九个对象时。
那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名叫萨沙，住在普斯科夫郊外的科罗廖沃村。表格上显示他的父亲在诺夫哥罗德拖拉机厂工作，母亲在幼儿园当清洁工。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按照手册规定，应该根据父亲工资稳定性母亲疲惫指数来计算。
但伊万看到了附注里的手写补充：萨沙梦想成为普斯科夫第一个飞到太阳的人。他用硬纸板做了翅膀，从谷仓顶上跳下来，摔断了两根肋骨。
伊万的手颤抖了。女儿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她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宇航员，那样我就不会哮喘了，太空里没有灰尘。
他在未来希望值一栏填下了100%。
然后迅速涂掉，改成了手册要求的7.8%。
但那个100%像是用烧红的烙铁印在他视网膜上。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没有按时交表格。他走在普斯科夫夜晚的街道上，路过圣三一教堂，教堂的圆顶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一滴凝固的眼泪。
一个穿黑袍的老修士坐在教堂台阶上，正在用一根骨针缝补自己的袍子。
施主，你心中有魔鬼，修士头也不抬地说，魔鬼的名字叫为什么
伊万愣住了。在罗刹国，东正教的修士们总这样说一些模棱两可的预言。
神父，如果我的笔能决定一个人的梦想是生是死，那我是谁？上帝吗？
修士抬起脸，那张脸沟壑纵横，像一张被雨水冲刷了千年的桦树皮。在普斯科夫，上帝只管诺夫哥罗德大街以上的事。以下的，归统计员管。他顿了顿，又说，但是记住，孩子，数字会反噬。你填下的每一个0，都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变成吞掉你的洞。
伊万回到地下室时，别格莫特正坐在他的桌前，手里拿着那份关于萨沙的表格。
您迟到了，胖子主任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普斯科夫州的时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除了死人。
别格莫特·鲍里索维奇，伊万鼓起勇气，我们统计的这些数据，究竟有什么用？
主任的金牙在荧光灯下闪过一道寒光：这个问题，价值五千卢布。也就是您一个月的工资。
他站起身，巨大的身躯像一堵会移动的墙。跟我来。
他们走向地下室的尽头，那里有一扇铁门。别格莫特用一把巨大的钥匙打开门，里面是更深的黑暗。黑暗中传来滴答声，像水滴，像心跳，像生命倒计时。
每个普斯科夫市民，从将军到妓女，都有他们的生命意义配额。这个配额不是上帝给的，是我们给的。我们给得多，他们就活得有劲；我们给得少，他们就活得像行尸走肉。这就是统计的终极意义——我们不是在记录生命，我们是在分配生命。
可谁给了我们这种权力？
没人给，别格莫特转过身，他的脸在昏暗中像一张浮在油上的饼，权力就像普斯科夫冬天的寒气，它来了，你就得接受。质疑它的人，都已经变成了表格。
他指了指墙上。那里挂满了表格，每张表格上都有照片——伊万认出了几张脸，那是他统计过的对象，那些已经变成了表格的一部分的人。
他们现在很幸福，别格莫特温柔地说，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寻找意义了。他们本身就是意义。
伊万开始失眠。每当他闭上眼睛，就看到无数数字在黑暗中飞舞，每个数字都长着一张人脸。安娜·彼得罗夫娜的脸是，费奥多尔的脸是0.03，萨沙的脸在1007.8之间闪烁不定。
女儿的情况在恶化。生命之息喷雾只剩下最后一点，药房里的人说下一批货要等到下个月，从诺夫哥罗德运来。而那个月他的工资——五千卢布的金币——被别格莫特扣了一半，因为他在萨沙的未来希望值一栏出现了数据异常波动。
你必须纯粹，别格莫特说，统计员不能有人性，人性是误差之源。
伊万想起了基洛夫工厂的工程师们。他们也曾被要求纯粹，纯粹地执行计划，纯粹地忽视机器的哀鸣。后来工厂爆炸了，死了十七个人，官方统计说只有三个，因为数字需要优化。
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比州统计局更可怕的系统。在那里，人至少还能保持愤怒；在这里，愤怒只是表格上的一个栏目。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雨夜。
那天他正在统计一个妓女，名字叫做柳博芙·斯捷潘诺夫娜——讽刺的是，柳博芙在俄语里意为。表格要求统计她的尊严损耗速率灵魂市场价格。
伊万看着表格上她的照片。那个女人有着一张普斯科夫农妇常见的宽脸，眼睛里的疲惫像是用刻刀刻上去的。他想起在基洛夫工厂附近的小酒馆里，曾见过这样的女人。她们喝一杯三十戈比的伏特加，谈论着孩子、物价和永远不来的春天。
他的手悬在表格上方，钢笔尖颤抖得像濒死的蜜蜂。
然后，他写下了一个词，而不是数字。
在尊严损耗速率一栏，他写下了：去你妈的统计。
在灵魂市场价格一栏，他写下了： priceless（无价）——他故意用了英文，仿佛这样就能逃脱这个俄语的牢笼。
墨水渗入纸面的瞬间，整个地下室的灯全部熄灭了。黑暗中传来别格莫特的咆哮，那声音不再是人，而是某种兽类的嘶吼。
你毁了它！你毁了完美的数据！
伊万在黑暗中奔跑。他撞翻了桌椅，踩碎了无数表格。那些表格发出玻璃般的碎裂声，每个碎片里都有一个声音在呐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冲上石阶，推开那扇骷髅头的门。门外不是幽灵巷，而是普斯科夫的中心广场。但广场上的钟楼是倒着走的，圣三一教堂的圆顶变成了猫头，正用巨大的眼睛盯着他。
更诡异的是，整个城市的人都静止着。卖葵花籽的老太太保持着抓一把瓜子的姿势，她的嘴巴张开，吐出一条长长的纸带，纸带上写满了数字。在诺夫哥罗德大街骑车的邮差悬在半空，车胎里流出的不是气，而是一串串公式。
伊万明白了，整个普斯科夫都是一张巨大的表格，每个人都是数据。而他，是第一个填错了格的病毒。
别格莫特追了出来。他不再肥胖，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由数字组成的怪物。他的身体是流动的0和1，眼睛是两个%。
你无法逃脱统计！他吼道，你本身就是统计的结果！你的出生年月，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税号，你的电话号码——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这些数字的容器！
伊万在静止的人群中奔跑。他跑过苏维埃大街，跑过基洛夫工厂，跑过女儿学校门口。他看到女儿的班主任也静止着，嘴巴里吐出的是成绩单。
然后他看到了女儿。她站在地下室的单间门口，手里握着那个空了的生命之息喷雾罐。她的嘴巴也在吐出纸带，纸带上只有一个重复的数字：。
伊万撕下那张纸带，疯狂地填上一个新的数字：。
无穷大。
整个城市发出一声呻吟。所有的数字都开始闪烁，所有的表格都开始燃烧。人们在火焰中复活了，他们开始说话，说的不是数字，而是：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人总是要死的，干嘛费那么大劲儿活着呢？
大家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你怎么知道自己生来有什么用？
这些声音汇成普斯科夫河的洪流，冲垮了别格莫特。那个数字怪物在为什么的质问声中崩解，最后只剩下那枚金币，在伊万脚下旋转。
金币上的双头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字：享受活在当下的每一分钟。
伊万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普斯科夫河边的长椅上。天亮了，阳光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温暖。他手里握着那枚金币，但金币已经变成了普通的铜板。
他狂奔回家。女儿正坐在桌前吃早餐——黑面包和红茶，呼吸平稳。
爸爸，你看，她举起一张纸，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我要当统计员。
伊万的心沉了下去。
我写的是，女儿的眼睛亮晶晶的，我要统计普斯科夫有多少片树叶，多少声鸟叫，多少回妈妈爱你。老师说，这些数据没有实用价值。但我说，实用价值是谁定义的呢？
伊万抱紧了女儿。他想起了别格莫特，想起了那个地下办公室，想起了所有变成表格的人。
他走出房间，在普斯科夫清晨的街道上漫步。路过《红色北方》报社时，他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正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新写的诗集。路过诺夫哥罗德菜市场时，他看到安娜·彼得罗夫娜正在和卖酸黄瓜的小贩激烈地讨价还价，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
在苏维埃大街的拐角，他又看到了那个灰衣人。但那人只是对他点点头，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伊万摸了摸口袋，里面没有名片，没有表格，只有一张女儿作文的草稿。作文的结尾写着：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可是我知道，我会享受活在当下的每一分钟。因为妈妈说，每分钟都是上帝给的，但上帝不管统计。
伊万笑了。他走进一家还开着的杂货铺，用那枚铜板买了一包葵花籽。嗑开第一颗时，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裂响。
那声音不是数字，不是表格，不是意义。
那就是一颗葵花籽裂开的声音。在普斯科夫，在罗刹国，在罗刹国，在这片总试图把一切都变成统计的土地上，这声音小得可笑，也大得神圣。
它不属于任何表格。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站在苏维埃大街三号院的门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着普斯科夫的天空。天上有云，云的形状无法统计；有鸟，鸟的飞行轨迹无法归档；有太阳，太阳的热度无法用任何指数衡量。
在那个永远不被首都承认的幽灵巷13号半的地下室里，也许别格莫特正在重新组装自己，也许新的统计员正被录用。但这些都与伊万无关了。
他只知道，女儿今晚想喝蘑菇汤，而他恰好知道诺夫哥罗德菜市场哪家的蘑菇最新鲜。这种知识无法被统计，因为它太具体，太渺小，太真实。
真实到毫无意义。
而这，正是它最大的意义。
三年后，普斯科夫州统计局的多余人员清退名单上，出现了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的名字。官方记录显示，他于三年前失踪，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幽灵巷附近。
而在普斯科夫河的旧书摊上，出现了一本没有作者名字的奇书，书名叫做《生命意义统计指南》。书的最后一页写着：
最终解释权归所有拒绝被统计的人。
这本书一共印刷了零册，但每个读过它的人都声称拥有它。在普斯科夫，在下诺夫哥罗德，在基辅，在明斯克，在每个俄语对话的角落里，它像幽灵一样流传着。
就像别格莫特说的，它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
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