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集使制度改革之时，小兕正好参与了一些接待辅助工作。她亲眼见证了新政立竿见影的效果。
“往年此时，”她观察道，“鸿胪寺乃至各衙门都少不了各种私下请托、宴饮，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躁动和功利的气息。而今年则显得格外清静，朝集使们大多专注于公务汇报和材料准备。因为大家都知道，跑也没用，位置都冻着呢。”
她将这些观察记录下来，并附上自己的分析：“宋相这是运用了‘行为经济学’的原理。他提高了行贿的‘成本’（金钱和精力投入）的同时，使其‘收益’（即刻升迁）变得极不确定甚至为零。于是，理性的地方官自然会选择将资源投入到更能产生绩效的工作中去。这比任何道德说教和严刑峻法都来得更根本、更有效。它从制度上引导官员做出符合组织利益的选择。”
原来，岐山令王仁琛因是唐玄宗当藩王时的下属，就写个便条通知有关部门让给他个五品官。宋璟上奏反对：
“对故旧的恩典，也是有规矩的。授予他们官职，并非没有公道。王仁琛过去由于旧恩已经从优升迁过了，如今再破格提拔，就与别人不同了。况且，他又与王皇后是同族，更应该考虑到社会舆论。请求让吏部进行审查，如果没有大的过失，根据规定符合留京条件的，可以按照他的资历、劳绩稍稍从优提拔就可以了。”
唐玄宗同意了。
有一个名叫宋元超的候选官员，自称是宋璟的叔父，希望能得到吏部的关照。宋璟听说后，给吏部写信：
“宋元超是我的三堂叔，一直住在洛阳，平常很少见面。我既不敢因为他是我的长辈就隐瞒不报，也不敢以私害公。过去，他没有提到我，自然按照规定处理；如今，他既然提到了这一层关系，就应该矫枉过正，请求注销他的候补资格。”
宁王李宪请给候补官薛嗣先授予一个小官，唐玄宗将此事交付中书省和门下省处理。宋璟上奏称：
“薛嗣先两次担任过斋郎，虽然没有什么特殊贡献，但因宁王之故，当然可以给他一个小官。景龙年间，皇帝经常写手诏直接封官，称之为‘斜封’。自从陛下即位后，此等情况就杜绝了。不论是赏赐一人，或者是任命一官，都必须是因为此人有战功，或者有才能，也都要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层层审核。最为公平正义，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薛嗣先幸而与皇家沾亲带故，陛下不能因此而不顾法律。允许臣等商议，希望陛下将此事交给吏部依法处理，不用陛下再下诏了。”
唐玄宗同意了。
这三件事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用“程序正义”取代“个人意志”，构建基于制度的信任。
对王仁琛：限制“特殊主义” 反对基于皇帝个人关系的超常规提拔，要求其回到官僚系统的常规考核程序（吏部审查）中，顶多给予“合规范围内的优待”。
对宋元超：“自我撇清”以维护程序纯洁 对自己亲属采取“矫枉过正”的严厉态度，是一种极其有效的“信号传递”：表明自己绝不徇私，从而强化了整个选拔程序的公信力。
对薛嗣先：扞卫“普遍主义”原则 坚决反对回到“斜封官”的乱政，即使面对皇族请托，也坚持必须走中书门下审核、吏部执行的法定程序。他将此事上升到“最为公平正义，唯圣人所能”的高度，是在进行“价值绑定”，使皇帝也难以拒绝。
这些措施的核心目的，是逐渐将“权力寻租”和“人情请托”的空间压缩至最小，让官员的晋升主要依赖于其才能、劳绩和符合程序的表现，从而建立一种“制度信任”，减少组织内耗，提升整体效率。
过去，朝集使们来京汇报工作，往往携带大量金钱，趁机四处打通关节。等到来年春天，这些人很多都被升官了。地方官员进京汇报工作，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行贿运动。宋璟上书唐玄宗，对于朝集使们等来年汇报完工作，一律哪来的，回哪去，其间的官位一律冻结。这一措施实施后，朝集使行贿的事就绝迹了。
这是最具系统性的改革之一。
宋璟洞察到了行贿行为的根本动机——即时的晋升回报。
他通过冻结朝集使离京后的职位变动，彻底切断了“行贿”与“升官”之间的短期因果链条。
当行贿无法带来预期的、可见的利益时，这种行为的经济理性就消失了。这是一种基于“激励理论”的精准制度设计，通过改变行为的结果来改变行为本身。
在小兕看来，姚崇与宋璟，如同大唐帝国这台精密仪器的两位顶尖工程师。
姚崇擅长故障排除和性能优化，反应迅速，手段灵活；宋璟则专注于制度建设、流程规范和价值校准，目光深远，坚守原则。他们共同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吏治基础。
作为鸿胪寺一名微不足道的主簿，贞晓兕深知自己人微言轻。但她凭借穿越者的身份和心理学知识，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观察视角。她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细致地记录下来。
她看到，在姚崇、宋璟等贤相的努力下，大唐的官场风气正在逐步清明，一种基于能力和实绩的“程序正义”正在取代基于关系和贿赂的“潜规则”。
虽然这个过程必然有反复和阻力，但大方向是令人振奋的。
她这个来自未来的心理学博士，似乎在这波澜壮阔的开元初年，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更是作为一个带着现代知识透镜的分析者与学习者。
她隐约感到，这些对盛世奠基过程的深度观察与理解，或许能让她为这个伟大时代贡献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