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小青在这里住了几天，回澳城了。
杜泽站在总督府的露台上，手里捏着份远东渔业资源分布图——勘察加半岛的鳕鱼群、除科奇海的帝王蟹、鄂霍次克海的三文鱼，密密麻麻的红点像撒在地图上的血珠，最终都指向一个坐标：海参崴。
“老板，这是北斗控股集团传来的最新数据，”桑铁捧着笔记本电脑走过来，屏幕上的柱状图一路飙升，“玉衡商超在国内的门店已经突破1200家，上个月刚建成东南亚的550家连锁超市，友谊商城在法兰西和应国的新店也开业了，光欧洲市场的海鲜需求量，每月就超过吨。”
杜泽的指尖点在“堪察加”三个字上。那里的渔民每次捕捞后，都要先运到海参崴的临时码头，再转卖给零散的加工厂，损耗率高达30%。“不能再这样下去，”他突然转身，“要建就建远东最大的渔业加工厂，让堪察加的鱼、除科奇的蟹，到了海参崴就能直接加工、冷链、发货，一条龙到底。”
滨海边疆区政府大楼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安德烈耶维奇搓了搓冻得发红的手，看着桌上那份《渔业加工厂选址方案》，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三个月前，他还是海参崴大学的被辞退的教授，每天守着书店看店，如今却成了杜泽钦点的边疆区州长，连他自己都觉得像场梦。
“州长先生，您觉得这三个选址哪个更合适？”杜泽推过来三张航拍图，分别标着A、b、c三个区域。
安德烈耶维奇推了推老花镜，指着标着A的图：“这里离现有港口最近，铁路线直接通到码头，运输成本最低；而且旁边就是废弃的国营罐头厂，厂房还能用，改造起来比新建省一半钱。”他顿了顿，补充道，“就是这片地以前是伊万诺夫的‘私人储备地’，当年强拆了三个渔村，老百姓可能有情绪。”
杜泽点头——这正是他看重安德烈耶维奇的地方。这个老教授不仅懂规划，更懂民心。
没人比杜泽更清楚，为何要把这个边疆区州长的位置交给安德烈耶维奇。
四年前，伊万诺夫强拆渔村建私人码头时，整个海参崴没人敢站出来说话，只有时任大学校长的安德烈耶维奇，带着学生举着“还我家园”的牌子，堵在拆迁队的推土机前。那天零下20度，老头站在雪地里，冻得嘴唇发紫，却死死攥着渔民的联名信，直到被伊万诺夫的人架走，嘴里还在喊“法律不允许你们这么做”。
后来，安德烈耶维奇被罗织罪名撤了职，只能靠开书店度日。但他没怨天尤人，反而在书店里开起了“法律夜校”，免费教渔民们认字、懂法，帮他们写申诉材料。杜泽刚到海参崴时，收到的第一份渔民求助信，就是老头代笔的，字里行间全是对百姓的心疼，没有一句个人抱怨。
“您就不怕我搞砸？”当年议会表决前，安德烈耶维奇曾这样问杜泽。
“怕就不找您了。”杜泽递给她一份渔民的联名信，上面有三百多个红手印，“这些人信您，比什么都重要。”
更重要的是，安德烈耶维奇对权力没有贪欲。上任三个月，他把办公室的真皮沙发换成了旧木椅，把配的专车换成了二手拉达，省下的钱全给偏远地区的学校买了煤。有次杜泽去他办公室，看见老头正蹲在地上修打印机，说“找外面的人修要花五十卢布，能买两本字典了”。
“州长先生，”杜泽打断他的思绪，“老百姓的情绪我来解决。您只需要把加工厂的基建方案做细，三个月内必须开工。”
安德烈耶维奇猛地抬头：“我已经让设计院连夜出图了，明天就能给您。”他从抽屉里拿出个笔记本，上面记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工人我都联系好了，就是当年被强拆的那三个渔村的渔民，他们懂大海，也需要工作。”
杜泽看着笔记本上的字迹，忽然想起桑铁说的——安德烈耶维奇每天下班后，都要去渔民家里坐会儿，听他们说难处，记在本子上，能解决的当场就打电话，解决不了的就攒着汇报给他。这样的人，不用来做州长，用谁？
A区域的废弃罐头厂，曾是海参崴的骄傲。大苏时期，这里每天能加工50吨鱼，罐头贴着“远东明珠”的标签，远销全大苏。伊万诺夫掌权后，把厂子拆了一半，剩下的改成私人仓库，堆着他走私的汽车零件，墙皮剥落的厂房上，还能看到“劳动最光荣”的褪色标语。
杜泽带着安德烈耶维奇和渔民代表来勘察时，老渔民谢廖沙蹲在地上，摸着裂开的水泥地哭了：“当年我爸就在这儿当工人，每天下班都给我带鱼罐头……”
“谢廖沙大叔，”杜泽蹲下来，握住他的手，“咱们把厂子修起来，比以前更大、更好，让您儿子也能在这里上班，行吗？”
谢廖沙抹了把眼泪：“真的？”
“真的。”杜泽指着远处的港口，“以后堪察加的鱼、除科奇的蟹，都运到这儿来加工，咱们自己的厂子，绝不缺斤少两，绝不拖欠工资。”
但选址的反对声很快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