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深吸一口气，抛出了酝酿已久的构想：“海参崴有三个天然优势：一是金角湾的渔业资源，可建现代化渔港和加工基地，让远东的海鲜直供莫思科乃至欧洲，亚洲；二是鹅国，华夏，高丽三国交界的区位，适合发展跨境旅游，尤其是冬季的冰雪项目和夏季的海滨度假；第三……是特色服务业——我想申请赌博牌照，在海参崴划定专门区域，借鉴澳城的模式，规范运营，用博彩业带动旅游、酒店、餐饮，形成产业链。”
电话那头沉默了。杜泽能想象布京此刻的表情——这位铁腕总统对“博彩”二字向来敏感，鹅国境内除了几个偏远地区的小型赌场，从未有过官方许可的大型博彩业。
“兄弟，”布京的声音沉了下来，“你知道鹅国的法律禁止博彩业扩张。上世纪90年代，那些黑帮控制的地下赌场害了多少家庭？你想重蹈覆辙？”
“总统先生，我指的是‘规范运营’。不是地下赌场，而是像澳城那样，由政府严格监管，牌照独家授权，收益专款专用——一用于民生，比如建学校、医院，修路，提高居民收入等等。还有一部分上缴联邦财政。我查过数据，澳城每年的博彩税收能支撑当地70%的公共开支，而他们的人口还不到海参崴的三分之一。”
他翻开桌上的澳城资料，对着电话念道：“澳城的博彩业带动了酒店、餐饮、零售等20多个行业，每1个博彩业岗位能创造5个相关岗位。海参崴现在有很多失业工人，如果能启动这个项目，至少能解决上万人的就业。”
布京的呼吸声在听筒里清晰可闻。杜泽知道，总统不是反对发展，而是怕失控——博彩业像把双刃剑，用好了能带来巨额收益，用不好就会滋生腐败、洗钱、犯罪，尤其是在远东这种边境地区。
“你有具体的监管方案吗？”布京终于问了句。
“有。第一，牌照只发一张，由总督府控股的公司运营，杜绝私人资本插手；第二，设立专门的监管委员会，成员包括联邦安全局、财政部、司法部的代表，全程监控资金流向；第三，严禁鹅国公民入内，只对外国游客开放，避免本土居民沉迷；第四，所有收益公开透明，每季度公示账单。”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布京的声音：“把你的计划写成正式报告，三天内送到莫思科。我会让财政部、联邦安全局、司法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去海参崴实地考察。记住，杜泽，远东经不起折腾，如果你敢搞出乱子，我第一个撤你的职。”
“是！保证完成任务！”杜泽的手心沁出了汗，挂断电话时，发现衬衫后背已经湿透。
莫思科的联合调查组抵达海参崴时，带了整整三箱文件——里面是鹅国现行的博彩业法规、各国博彩业的监管案例，还有杜泽提交的那份计划的复印本，每页都贴着便签，写满了批注。组长是财政部副部长索科洛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据说以“铁面无私”着称，当年亲手查办过莫思科最大的地下赌场案。
索科洛夫在总督府的会议室里，把一杯黑咖啡推到杜泽面前，“杜泽总督，我直说了吧，财政部不看好这个项目。博彩业的收益看似诱人，但背后的社会成本太高——犯罪率上升、洗钱风险、公共秩序混乱……这些不是用钱能衡量的。”
他翻开澳城的资料，指着其中一页：“你只看到了他们的税收，没看到他们的警力投入。澳城每万人配备的警察数量是港城的3倍，而海参崴的警力连基本治安都快顾不过来，怎么监管？”
杜泽早有准备，让桑铁拿出海参崴的警力扩充计划：“我已经将蓝盾队员的编制扩大500人，专门负责博彩区的安保；同时从莫思科警校招聘了20名懂金融监管的毕业生，培训后加入监管委员会。至于洗钱风险，我们会接入国际反洗钱系统，每笔超过1万美金的投注都要登记来源，可疑资金直接冻结。”
联邦安全局的代表插了句嘴：“最大的问题是边境管控。如果允许外国游客进入，怎么防止他们夹带违禁品？怎么确认他们不是鹅国公民冒充的？”
“我们计划采用‘双证件’制度。”杜泽调出电子方案，“外国游客需持护照和入境签证，签证上专门标注‘博彩区准入’；同时在入口处设人脸识别系统，与鹅国公民数据库联网，一旦发现匹配，立刻拒绝入内。边境口岸也会增派人手，对进入海参崴的外国游客进行登记，确保可追溯。”
听到这里，考察团互相对视一眼后，都纷纷的点头了。
接下来的三天，调查组跑遍了海参崴的角角落落：在拟建博彩区的地块，他们拿着卷尺测量面积，讨论围墙的高度和监控的密度；在规划中的渔港选址，他们查看水文资料，询问渔民每年的捕捞量；在准备设立的旅游景区，他们跟着当地官员走了一遍路线，计算每天能承载的游客量。
最关键的谈话发生在最后一晚。索科洛夫单独找到杜泽，递给他一份绝密文件——是上世纪90年代鹅国地下赌场的调查报告，里面的照片触目惊心：输光家产的男人跳楼、被黑帮追债的家庭流离失所、用公款赌博的官员锒铛入狱。
“杜泽总督，我不是反对发展经济，我是怕历史重演。远东的百姓刚从伊万诺夫的阴影里走出来，不能再被另一个漩涡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