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平吴功臣进行封赏的时候，司马炎遇到了难题：王濬和王浑为争功而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按说，王濬平吴有首功，应该重赏。但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庞大，其子王济又是司马炎的女婿，于是在封赏中占了上风，被晋封为京陵公，王濬却只被封为襄阳县侯。时人大多都为王濬功高赏薄鸣不平，司马炎为平息众怒，又晋升王濬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怠惰与盛世
平吴之后，司马炎一面在全国划定州县，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一面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89
司马炎称帝之初，鉴于曹魏末期为政严刻，风俗颓废，生活豪奢，乃“矫以仁俭”12
，不能自存者赐谷人五斛，免逋债宿负，诏郡国守相巡行属县，并能容纳直言。还重视法律，亲自向百姓讲解贾充等人上所刊修律令，并亲身听讼录囚13
。到平吴之后，全国统一，天下安定，司马炎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生活愈加腐化。在皇帝纵情淫乐的示范下，臣下们也敢胡作非为，何曾、王济、王恺、石崇等争相以展示财富为乐130-132
。西晋统治阶层的奢侈荒淫称着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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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太康年间的经济还是有所发展。太康三年（282年），国家统计的户籍总数为三百七十七万户，比平吴之初增加一百余万户，其中既包括搜括而出的隐漏浮逃人户，也包括大量的增殖人口。史称这一时期为“太康之治”
立嗣风波
太康三年（282年）年底，司马炎把官居侍中、司空职务的弟弟齐王司马攸调至青州担任都督。在司马昭生前，司马攸曾是与司马炎争夺晋王世子的对手。到这时，他又成了司马炎要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障碍。89
原来，司马炎的长子司马衷是近于白痴的低能儿，曾闹出了“何不食肉糜”的笑话。对于太子的庸劣，一些朝臣颇以为忧。尚书令卫瓘假借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太子不堪为嗣。尚书张华博学多识，名重一时，司马炎对他也很器重。司马炎曾偶然问起他对继承人问题的看法，张华如实回答说：“如论才干、德望和亲缘关系，没有比齐王更合适的人了。”朝臣们的这些意见，使司马炎十分反感。他故意把一件公文拿到东宫交由司马衷处理。太子妃贾南风不甘心权力易手，忙托人代作答案，并由太子亲手眷写清楚，然后再交给皇帝。司马炎以此作为证据来堵卫瓘的嘴118
。他还把张华调离朝廷，打发到幽州任职。
与此同时，司马攸也在努力争取继承皇位的资格。按照规定，王国吏属的衣食皆由国家供给，司马攸却上表称租秩足用，不必由御府开支。他还把租税收入分给部属和士卒，遇到水旱灾荒，又用粮食赈贷王国的饥民，到丰年归还时只收原数额的十分之八。对于军国大计，无论是上表，还是当面议论，司马攸都做得十分得体，因此得到许多朝臣的拥戴。89
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一度病重，朝野人士都属意司马攸继位，河南尹夏侯和甚至公开劝同时为司马衷、司马攸岳父的贾充说：“立人当立德。”贾充默认不答。与司马攸交恶的荀勖、冯紞心知司马炎想传位于子89
，于是劝司马炎遣司马攸就国，离开中央。司马炎心中赞同，遂转授夏侯和为光禄勋，夺去贾充的兵权，但对司马攸、贾充仍加官晋爵，以示尊崇114
。荀勖、冯紞乘机挑拨说：“群臣皆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很难嗣位。陛下如果不信，可以让齐王外出，必然举朝反对。”果然，司马炎调司马攸去青州的诏书一下，许多大臣纷纷上表谏阻。司马炎又气又恼，贬斥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女婿：王济和甄德。次年正月，他又将几个上表的博士，收付廷尉科罪，多亏尚书夏侯骏等人出面辩驳，才免去他们一死。
太康四年（283年）三月，司马炎催促司马攸立即启程。司马攸愤怒成疾，乞求宽限日期。司马炎派去御医察看病情。御医谎称齐王无病，于是司马炎再次下诏催促。弄得司马攸只好带病辞行，结果加重病情，呕血而亡。司马炎这才知道齐王不是装病。他用惩办几个御医的办法，以塞罪责。司马炎极力排斥司马攸，用自欺欺人的办法巩固司马衷的地位，这就为其死后，司马衷无力控制政局，引起天下大乱而埋下了祸根（有说法认为司马炎立司马衷，是为了将来传位给被他誉为“当兴我家”、与司马懿相像的皇孙司马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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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此外，司马炎曾于泰始三年（267年）十月、泰始六年（270年）正月及十月三次亲临辟雍行礼，并连续打破古例，先是数度让皇太子司马衷行皇帝礼“临辟雍”，并亲自参加原本属于士族的大礼“乡饮酒礼”。后世研究者认为，司马炎的这一举措，是为求取门阀士族的认同，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辅佐、支持司马衷。
贻患于后
太康末年，由于极意声色，司马炎的身体已经完全垮掉了137
。到太康十年（289年）年底，他的病势转重，不能起床。控制朝政的外戚杨骏、皇后杨芷（杨艳去世后的继后）父女利用侍疾于病床前的机会，掌控局势，禁止百官与司马炎见面。杨氏父女害怕司马炎重用其叔汝南王司马亮，影响他们擅权，遂极力鼓动病重的司马炎答应把司马亮调至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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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熙元年（290年）三月，司马炎气息奄奄，整日处于昏迷状态。当时西晋的开国功臣大都已去世，朝臣惶恐不安，无计可施。杨骏乘机将其左右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当司马炎偶尔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杨骏弄鬼，杨骏所用之人不当，严肃地对杨骏说：“怎么能这样做呢！”下令尚未成行的司马亮参与辅政。但是诏书被杨骏扣押，不为外人所知。过了两天，司马炎病危，杨皇后奏请让杨骏辅政，司马炎点了点头。于是杨皇后便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口头传达司马炎的旨意，让他们作遗诏。遗诏写成后，杨芷亲自呈给司马炎看，司马炎“亲视而无言”。两天后的四月二十日（5月16日124
），司马炎在洛阳含章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临终前，他还在打听：“汝南王来了没有？”他死后，被葬在峻阳陵（今河南偃师南蔡庄村北87
）。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
司马炎死后，太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杨骏得以总揽朝政。但是不过一年，皇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将杨骏杀死。此后，几位掌握重兵的宗王纷纷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动乱之中，终于演成了破坏性极大的“八王之乱”。建兴四年（316年），前赵皇帝刘聪派兵攻破长安，俘获西晋末代皇帝司马邺。这时距司马炎之死，还不到三十年。
为政举措
政治
初步确立三省制度
西晋代魏，同曹魏代汉一样，以王朝禅代的方式和平地进行，曹魏时的显贵大都成为新朝的开国元勋。为防止功臣之间为官职高下而引起纷争，司马炎杂糅上古及汉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设置品级极高的太宰（安平王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义阳王司马望）、司徒（何曾）、司空（荀顗）、大司马（石苞）、大将军（陈骞）等职，号称“八公同辰，攀云附翼”，成为历史上鲜见的因人设官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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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汉魏以来权力日益上升的尚书机构，在西晋时取得了朝廷大政的决策权。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尚书台长官尚书令、尚书仆射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职权上，都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事的真宰相，有时皇帝还特置录尚书一职以委任权宠，全极处理尚书台事务，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15
中书省、门下省的职权也得到增强。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16
巩固门阀制度，维护勋贵、士族利益
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巩固门阀制度
曹丕代汉时，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施了九品中正制。由于负责品定人物的各级中正官逐渐为大族名士所控制，这一制度逐渐成为士族操纵选举的有力工具。司马炎受禅后，继续推行九品中正制。这时，品定人物已不按才能，家世是选官论品的唯一标准。各级中正在定品之前，只看对象的籍贯和门第。先世官位的大小反映了门第的高低，其中尤为重视的是“当代轩冕”，所以西晋朝廷的重要官职，几乎为功臣勋贵及其子弟所垄断，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89
太康五年（284年），尚书左仆射刘毅因九品中正制是“权时之制”，不但“未见得人”，反而有八种弊病。于是他上书要求废止该制。在奏疏中，刘毅指出，九品中正制使中正可以任意弄虚作伪，营私舞弊。“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效，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它使朝廷的吏治腐败，“廉让之风灭，苟且之俗成”。由于中正公然接受贿赂，上下其手，所以“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绩于官而获高叙”，真正有才能的人反倒被埋没，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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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着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司马炎在位之初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
太康元年（280年），司马炎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参见“为政举措-经济”部分）。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17
维护勋贵、士族利益，安抚南方士族
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命令杜预草拟官吏黜陟的办法。杜预建议在各部门设置主持考课的官吏，逐年对考课对象进行评定，然后根据他们在六年任期中成绩的优劣予以升降。他特别强调，对不称职的人不能过分宽容98
。杜预制定的考课办法虽然比较合理，但因可能触及功臣勋贵和士族的利益（西晋政权是司马氏与其他士族的联合专政），最终还是被司马炎否定了。只要这些功臣勋贵和士族不直接威胁他的统治，司马炎对他们一律取放纵包庇的态度。上一年，已故立进县令刘友、前尚书山涛、中山王司马睦、已故尚书仆射武陔等达官贵人强占官田，受到司隶校尉李憙的弹劾143
。司马炎避贵施贱，只追究了刘友的责任，而对山涛等人一概赦免不问151
。如果认真实施杜预制定的考课法，必然触犯许多士族的利益，就会出现司马炎所不愿看到的一些结果。
此外，在三国时期，北方与南方各自建立政权，南北士人对立，形成心理上的隔阂和相互仇视。西晋统一之后，原属吴国的南人大多沉滞乡里，仕进艰难，司马炎面临着如何缓和消弥吴国士族和地方豪强大族的抵触情绪这一难题。为此，他逐步调整治吴政策，采取多种方法笼络江南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
1吴地“牧守已下皆因（袭）吴所置”；
2屡次下诏征召南方人士入朝为官；
3优待吴国的亡国之君孙皓。
由于司马炎对南方士族的安抚以及在仕途上不断放宽对南士的任用，使得太康末年形成了一个南人北上求仕的高潮，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西晋统治者同吴地士人的紧张关系，也为永嘉之乱后晋室南移、立国江东创造了条件。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政策在实际上作用有限，南人仕进仍很艰难，且东南儒学之风亦有所衰退。
创制晋律
司马炎在位时期最重要的立法成就，就是编修了《晋律》（即《泰始律》）。《泰始律》从咸熙元年（264年）开始编修到泰始四年（268年）完成，前后共费时两年半。修律的名义主持人是贾充，着名的学者羊祜、杜预等十四人参与了制定工作。与新律同时完成的，还有张斐、杜预为泰始律所作的注解一部。全部律文共有“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加上四十篇全文，“凡律令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 卷，故事三十卷”。司马炎非常重视《泰始律》的颁行。他让尚书郎裴楷执读，亲临殿堂为臣下讲解，并接受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新律有关死罪的条目眷抄出来，张贴在各地的亭、传给百姓看。
《泰始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法典。它对汉魏旧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造整理，使其更加简约完备，成为巩固统治的有力工具，并深刻影响了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它的体例比较严谨，虽然律文的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比旧律省减了两千有余，确实克服了旧律错杂重出的弊病，有简便易行的优点。《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它“减枭、斩、族 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另外，《泰始律》比汉魏旧律远为完善准确。它首次把作为规章制度的“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限，对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并罚等制度也十分强调。
大封宗室与诸王就国
司马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的教训，于是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泰始元年（265年）十二月，他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
泰始元年（265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咸宁三年（277年）七月，司马炎接受卫将军杨珧等人的建议，命令诸王就国。同时，他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当时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风、齐为大国，梁、赵、乐安、燕、安平、义阳为次国，其余封国为小国）。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也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一千一百人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一百人，次国八十人，下国六十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郡公、郡侯。其中食邑在一万户以上的为大国，五千户以上的为次国，不满五千户的为小国。
由于诸王贪恋京师的奢华生活，都把就国看作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史称“皆涕泣而去”。这些懦弱无能的宗王在以后的政治事变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司马炎所预想的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并未实现。在命令在京诸王就国的同时，司马炎对于诸王中担任都督的，“各徙其国使（都督之地与封国）相近”。由于这一部分宗王位高权重，既能持节掌握一方军政，又能操纵左右中央的朝权，野心不断膨胀。他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遂在司马炎死后酿成了“八王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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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州县，罢州郡兵
太康元年（280年），在灭吴之后，司马炎将全国的版图划成为十九个州，州之下共设郡、国一百七十三个。政府所统领的在籍人口为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同年，司马炎命令州郡地方政府解散或削减下辖的军队。规定，刺史只作监司，罢去其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兵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守治民。司马炎说，这是对汉末州刺史既统政事，又掌军权的弊病进行改革，用意在于维护“天下为一”，防止重新出现“四海分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