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在大明的这些臣子，朱载坖自然是很有看法的，朱载坖对王锡爵说道：“当今天下之臣僚，多轻浮用事，好议论而少实践，此为政之大弊也，卿当革除之。”
对于此事王锡爵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王锡爵对朱载坖说道：“陛下，臣以为天下有真是有真非，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此不讲自明，愈讲愈不明；不争自定，愈争愈不定。故臣愿先自处于不讲不争之地，以成大臣小臣比肩事主之忠。事理之乱，当责之于臣；臣之得失，当付之天下。巳有未当，即当舍巳以从人人有未确，不妨舍人而从理，此外哓哓。苟非有大挠时政，大惑人心者，请一切以诸葛亮之言处之。此臣所以报国家，而忠皇上之职分也。”
王锡爵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对于一些官员的上疏，出位妄言等，朱载坖可以稍加包容，由内阁出面来处理其实是更好的办法，之前朱载坖是为了快速的压制这些反对意见，所以亲自出面对于一些上疏妄言的官员予以惩治，但是现在确实朱载坖不必亲自出手了，而且王锡爵既然愿意，自然是一件好事。
朱载坖对王锡爵说道：“如此元辅就多上心一些。”
王锡爵赶紧恭维道：“陛下，臣等参预政务，惟藉皇上之知遇；故其体隆，藉皇上之明断。故其事举，譬之星然，依天而高，依日月而明。当其上列，则有光芒；及其下陨，与石无异。”
朱载坖摆摆手说道：“元辅就不必如此，既如此，今日就于无逸殿赐宴吧。”
和嘉靖一样，朱载坖长居西苑之后，也不时的召见臣子，赐宴于无逸殿或者是玉熙宫，这都是朱载坖的亲近臣子才能够得到的待遇，之前的首辅申时行自然也是有的，而且朱载坖自从迁居西苑之中，单独召见臣子已经不多的，王锡爵不仅仅能够获得单独召见，还获得了赐宴，可见朱载坖对于这位新任首辅自然是相当的看好的。
君臣两人赐宴，朱载坖难得的饮酒之后，问王锡爵道：“元辅，圣人皆言三代之政，元辅怎么看啊？”
王锡爵很清楚，这个问题是朱载坖极为关心的问题，虽然朱载坖明里是在问所谓的三代之治，其实王锡爵很清楚，朱载坖想问的是禅让，准确的说是王锡爵对于禅让的看法。
王锡爵思索了一阵说道：“陛下，三代之事，幽微难明，即便圣人，也难以知晓全貌，竹书曾言，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王锡爵的话使得朱载坖的眉头不由得皱了起来，他自然是知道这个说法，并且朱载坖也认为这个说法应该是更加贴合于实际，但是这样无异于使得朱载坖想借三代之治为自己的禅让背书的可能性落空了，朱载坖对于这点自然是极为不爽的。
而王锡爵自然是知道朱载坖想法的，他对朱载坖说道：“陛下，此语不当殿廷问。”
朱载坖自然是明白了王锡爵的意思，毕竟人多耳杂，一旦传出去，对于朱载坖就是很被动的，在赐宴之后，朱载坖和王锡爵到了瀛台上，朱载坖迁居西苑之后，在这里营建便殿，作为召见军机大臣，谋划机密重事的场所，像对于喀尔喀部等的战事等机密重事就在此处商量。
朱载坖将王锡爵召到此处，问道：“元辅刚才似有未尽之言，何妨明说！”
王锡爵于是赶紧说道：“陛下可知赵武灵王之事。”
朱载坖当然知道赵武灵王之事，经过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在赵武灵王的治理下日益强大。他推行的胡服骑射改革，使赵国军事实力大增。然而，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赵武灵王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禅位给自己的次子赵何。
赵武灵王的初衷是想亲自前往秦国学习先进的治国经验。他认为，如果以国君身份前往，一旦被扣留，将给赵国带来巨大风险。因此，他选择先行退位，以主父（即太上皇）的身份出行。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赵武灵王的预料。当他游历归来，发现权力已经完全落入儿子赵何手中。父子二人在政见上存在分歧，矛盾日益加深。最终，赵何竟将赵武灵王软禁于沙丘宫，断绝粮食供应。赵武灵王在绝望中写下遗书：父子相贼，天下谓我何！最终饿死宫中。这个悲剧性的结局，成为后世君主们谨慎对待禅位的重要教训。
朱载坖当然知道王锡爵的意思，朱载坖说道：“此朕早有所想，卿不必以此劝朕。”
王锡爵当然知道朱载坖的意思，此事确实是朱载坖所谋划已久的事情，但是王锡爵现在是首辅，自然是要为整个朝廷考虑，他说道：“陛下独不见天宝、宣和之事乎？”
王锡爵认为，朝廷分裂是权力交接过程中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当新旧两代皇帝同时存在时，朝廷中必然会形成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期间，曾多次表示要禅位给太子李亨。然而，由于玄宗迟迟不肯真正放权，朝中逐渐形成了以杨贵妃、安禄山为代表的玄宗派和以李亨、魏仲犀为代表的太子派。两派势力明争暗斗，一直到马嵬之变后，才逐渐稳定下来。
而宣和年间，宋徽宗赵佶原本已经禅让了，但是回到东京之后又想重新掌握权力，这就使得父子两人忙于内斗，无心抵御金人，最终酿成靖康之变，这些都是前代的例子，王锡爵说这么多的意思也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朱载坖能够思量清楚的。
王锡爵说道：“此事惟圣心独断，臣不便置喙，然天下安危，朝廷宁定，皆系于此，还请陛下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