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的看法是很明确的，就是对于大明现在的臣僚结党问题，朝廷必须要予以重视，并且加以解决，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对于这点，朱载坖也是很赞同的，但是朱载坖首先就是询问王锡爵对于此事的看法。
朱载坖问道：“元辅以为，现在朝廷之急务是何？”
对于这个问题，确实是朱载坖比较关心的问题，对于朝廷来说，此事确实是极为重要的，王锡爵之所以能够被朱载坖所看中，让他来担任首辅，主要就是因为朱载坖看中了他刚直的性格，同时朱载坖要王锡爵拿出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不只是看出问题，能够看出问题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却并不多。
面对朱载坖的这个问题，王锡爵自然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王锡爵对朱载坖说道：“陛下，天下之人品不齐，迹同心异言同行异者，诚不可不辨。然必先用其贤，而徐简其不贤；亟暴其长，而薄责其所短。然后众心愧服，物论自平。乃臣又见近来淹弃诸臣之中，有素心驯行，卓然流俗之外者。而或屡推未报，或一斥不复。朝廷既不尽得真才之用，而天下且得借为议论之端，此所谓推波助澜。澄之愈浊，不若尽捐前忤。以次特表用之，庶几举直而枉自错，忘我而人自安，所谓甄别宜先者此也。”
王锡爵认为对于这些朋党的打击，要采取和打击心学、东林等不同的办法，朱载坖之前对于心学、东林等的打击，主要是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予以打击，然后对于其讲学等活动也要予以严厉禁止，通过这种事情对于整个派系予以打击，同时对于其中的骨干或者是比较活跃的分子，则是直接予以贬黜或者的其他打击方式，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加以严厉的打击。
通过这种方式，破坏这些朋党的运作，将其主要的骨干分子予以打击，掌握舆论和教育等权力，通过这种形式抑制朋党的发展。
在朱载坖的打击之下，可以说对于这些朋党还是有很效果的，但是王锡爵很清楚，对于现在这些以地域为主要特征的朋党，朱载坖的这些手段就比较无力了，这点朱载坖也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些朋党和之前的心学、东林等党派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他们主要是以乡党和利益联合起来的，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纲领，同时也没有所谓的党魁等，直接打击的效果确实是不尽如人意的。
所以王锡爵给朱载坖提出的方案就是严格考成，同时让他们说，官员们可以自由上疏，但是一旦在考成上有问题或者被科道查实有违法行为，就要予以重处，跳的越高，打的越狠。对于这些官员们上疏言事，王锡爵认为不予禁止，可以让他们说，但是必须要承担后果。
王锡爵对朱载坖说道：“皇上尝严出位之禁矣，臣以为此不必禁也。古人所患于盈庭者，第以莫执其咎耳。如使言有归着，事有总萃，则虽盈庭何害？臣请一切章奏，悉下部议，是曰是、非曰非、可行即行、当止即止。以言责事，以事责功；卓有执持，毫不假借。使天下议论总条贯而归六部，六部题覆。别白黑而定一尊，嘉言用之足为益，而妄言置之不为损。则在廷议论，更患其少耳。所谓题覆宜慎者此也。”
对于这些上疏议论的，王锡爵认为朱载坖不必立即就予以处罚，这样就会使得这些官员们认为是朱载坖的控制言论，对于朱载坖这个皇帝来说是不利的，所以王锡爵认为，对于这种情况，是应该让他们说，说了之后付之公论，用其他的党派加以制衡，除此之外就是以言责事，以事责功，你有说的自由，朝廷就有追究责任的自由。
不仅仅要说，说了之后是要执行实施的，一旦进入实施阶段，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考成，对于这些上疏所言之事，是要经过讨论予以实施的，而且对于实施的成效，也是必须予以考成的，同时严格制度，使得朝廷的上疏言事受到规则，也就是张居正之前所提出的省议论而重实际。
同时对于用人言事，王锡爵也提出了一整套的办法，王锡爵接着对朱载坖说道：“陛下，孔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两者低昂之间，实相为用。乃臣见近来听言之弊，往往不问其所言之事，而先揣其所以言之心。故上之视言愈贱，则下之挟言愈贵。究其原因，上不胜下，贱不胜贵而已。而听言与用人，卒两不得其平。臣以为乡有乡评，官有官箴，使其人不肖，朝廷原自有黜陟之权。而何必于听纳之时，逆意深求？如此，自今请一断于朝廷之法度，就言论言，不主必贱；就人论人，不主必贵。使士绝踰涯之望，则无所为而言自公；朝开翕受之途，则无所激而气自平。所谓听纳宜公者此也。”
朱载坖听了之后继续问道王锡爵说道：“元辅有言，可尽陈之。”
受到朱载坖鼓励的王锡爵自然要继续将此事说明白。
王锡爵继续说道：“陛下，目下朝廷用舍多凭举劾，任巳则耳目不广，任众则毁誉易淆。比年以来，几于朝无完人，人无完行。言者以为必有，辨者以为必无，当事者不复穷诘有无。但为调停量处，若其事果虚；则是近在辇毂，犹有不白之冤。若其事果实，则既闻于朝廷，岂有不行之法？近时法纪纵弛，劝惩不立；人才缺乏，推用不敷，弊率由此！请谕廷臣，以后论人者，须的列年月明指左验，而后下部查勘，务求确实。实者理法自甘，虚者心迹自白。被言者虚实既定，言之者是非自明。所谓勘核宜审者此也。”
王锡爵主要就是将自己的四个主张也就是题覆宜慎、听纳宜公、甄别宜先、勘核宜审向朱载坖予以详细的解释了，希望得到朱载坖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