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沈一贯的这个看法，申时行等人也是支持的，现在大明生员之中的狂徒可是不少，他们要是得知朝廷要将对于经义的解释权予以垄断，肯定是不能答应的，到时候肯定是要搞事的，而且对于经义的解读，是一个极为细致复杂的工作，这事不是朝廷可以仅仅凭借行政就予以强制的。
申时行认为，要想朝廷对于经义的解读能够有权威，除了朝廷的行政强制之外，还是需要学术权威的加持才行，才能够使得朝廷所编撰的这个教材得到这些士子的认可，仅仅依靠翰林院显然是不足的，申时行认为，要招选天下的儒士，尤其是有名望的大儒，和朝廷一道编撰教材，使得这份教材拥有权威性。
这点得到了朱载坖的赞同，这些大儒的影响力是很大的，通过借重他们，能够极大的增加朝廷教材的权威性，再加上朝廷的行政强制和科举、各级考试的必考，确实是能够使得这份教材能够最快程度的深入人心。
不过朱载坖认为除了特旨选拔一些在大明极为有名的大儒之外，还要举行制科考试，挑选儒臣，作为编撰教材的主要力量，而翰林院则是作为审核机关，对于这些大儒和儒臣们所编撰的教材加以审核，这样既可以减轻翰林院的压力，也可以使得翰林院更好的发挥作用。
因为翰林官员都是大明朝廷中学问优长的官员，他们虽然在学术上可能名气不大，但是见识还是有的，用这些大儒和这些考选而来的儒臣编撰教材，而朝廷的翰林官员们负责审核，这样互相制约，保证朝廷的意见能够落实，而既然如此，那制科就必须要开了。
科名倒是不难，唐宋时期就有博学宏词科久可以作为科名，在唐宋时期，该科也是极为困难的，当时人称：“夫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
作为制科考试，其要求自然是极为严苛的，以唐宋为例，非精通经史，博闻强记之辈才行，朱载坖要求参考唐宋制科的制度，对于本朝的博学宏词科予以改正，使得本朝的制科能够选拔出朝廷所需要的人才。
朱载坖认为，制科也是能够对于学风、士风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朱载坖对重臣们说道：“国朝自武宗以前，朝廷尊严，天下私说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敢以事摇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为诗赋以取科第，不知其它矣。自设嘉靖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于是私说遂胜，而朝廷轻矣。”
对于这个问题，朱载坖是看的很清楚的，朱载坖明确指出了开设制科的目的：“国家设科以博取天下士，其敢言直节者曰贤良方正，学广智明者曰才识兼茂，特杰出伦类者曰茂才异等。 凡举是科者，必自视己之能足以充其名而无愧，故第言入等，则天下之美誉咸归焉。”
本朝要重视制科，使得制科成为天下士人中最至尊的荣耀，因为制科的考察面广，同时地位极为重要，不管是唐宋的制科还是本朝的制科，都是天下士子们最为神圣的考试，能够通过制科，就等于走上了升官的青云之路，之前隆庆制科所取中的人选，不管是徐渭、李贽、李如松等，都成为了大明出将入相的方面之才，比之进士科的提拔不知道要快多少倍。
当然，一些人对于制科考试的过于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很多人就认为：“阁试六论，不出于经史正文，非制科本意也。 盖将傲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习强记之余功，后直言极谏之要务，抑亦重惜其事而艰难其选，使贤良方正望而去者欤？ 盖古之所谓贤良方正者，能直言极谏而己；今则惟博习强记也，直言极谏则置而不问，甚至恶闻而讳听之，逐其末而弃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应也。”
他们认为本朝应该向两宋一样，以极言直谏作为本朝的制科主要目的，但是朱载坖认为，极言直谏是科道的事情，朝廷所挑选的就是博学鸿儒，来为朝廷编撰经史教材的，所以朱载坖在和重臣们商量之后决定再次开设制科，为朝廷选拔编撰教材的人员。
博学宏词科主要选拔学问渊博、文辞清丽的应用型文书人才。应试者不受身份限制，考试内容涵盖诗、赋、论、经、史、制等文体，同时考试采用荐考结合方式，由三品以上官员举荐后参加殿试，或者也听凭自荐，通过礼部和翰林院的考核之后参加殿试。
朱载坖认为：“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不仅仅要地方督抚布按等大员们举荐英才，同时也可以让这些人自荐，一起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
朱载坖亲自草拟了诏书称：“若夫天人之大端，皇王之高致，质文更救之弊，礼刑相须之宜，时之所以安危，法之所以治乱，窃尝探其统纪，究其宗原，凡此种种，皆朕之所欲也。其令郡国搜举贤良，助朕不逮。至于蒿莱岩石之间，深藏而不市者，亦宜以厚礼聘之。且告朕之意曰：与其乐于畎亩，曷若推其泽于天下哉！丰禄厚爵，非汝而谁居乎？”
明确表达了朱载坖招揽贤才的热切，朱载坖这点政治信用还是有的，尤其是之前的制科及第者，也确实是受到了朝廷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