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当即予以批准，同时要求内阁与相关的部院一道，商定具体的实施细则，其实阁部大臣们都很清楚，这只不过是朱载坖父子唱的双簧罢了，皇帝和太子都达成了一致，阁部自然是要予以执行的，内阁立即与吏部商量相关的事宜，其实将内陆地区的官员调往沿海，是朝廷上很多人早就提过的事情，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实施罢了，因为大规模的调动官员，牵涉的面是很广的，但是这次是太子奏请，皇帝御批的事情，所以朝廷上下对此也是没有什么意见的。
关键的问题是朱载坖明确了这些被调动的官员品级问题，从沿海省份调往内陆的官员，从知府升任布政使，而从内地调往沿海的官员，虽然在沿海省份担任的是同知、通判等佐贰官，但是只要一任结束，回到内陆就可以得到提拔，担任正印官，这点是极为重要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这些官员们来说自然就好说了，能够升官，他们自然是愿意的。
同时对于这次大规模的官员调动，朝廷也做了充分的计划，在内阁与部院商量了之后，制定了完善的计划，对于人选的圈定，首先是制定了选择人员范围，对于选拔的这些官员，吏部制定了详尽的规则，必须是年富力强，没有过犯，考成在中上及以上的官员，同时要由布政使、按察使与巡按御史一道联名具保，督抚审核之后才能够上陈吏部。
吏部收到地方的推荐之后，由文选司和考功司复核之后，将名单发给都察院相应的各道御史，加以考核之后再开始调动，朱载坖御批了相关的条款之后，要求立即予以实施。
然后朱载坖再次和太子、辅臣商量起了有关民意机构的事情，朱载坖在和太子商量之后，太子也认为设立一个民意机构对于现在的大明朝廷来说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来就是安排这些致仕的官员们，保障他们的生活待遇，为朝廷彻底取消优免制度做准备。
二来就是随着大明工商业的发展，商人和工场主的力量增强，他们也需要有发声的渠道，同时朝廷在考虑政策的时候应该对于这些商人和工场主有所考虑。
第三就是对于民间的实际情况和地方官府的吏治等事情，朝廷和皇帝要有直接了解情况的渠道的。
所以朱载坖父子两人都认为要设立这样一个民意机构，朱载坖所思考的自然更加长远，朱载坖很清楚，现在大明朝廷虽然是稳若磐石，但是并不意味着大明可以就此高枕无忧，稳固下去，随着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商人和工场主的力量会更加强大，他们和这些地主的矛盾也会更加大，朝廷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也必须考虑他们的意见，否则的话，是极易引起大的动乱的。
朱载坖很清楚，皇帝独裁不可能长久下去，但是皇帝作为国家象征，确实是可以予以保留的，朱载坖不仅仅要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子孙后代考虑，朱载坖可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摸不着头脑，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过渡政权，这件事情现在提自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朱载坖可以预设相应的制度，给未来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创造条件，同时在现在加强朝廷的决策与行政能力，缓和大明国内的矛盾，这点是朱载坖想要达到的目的。
而这次朱载坖就详细向太子和内阁辅臣们解释了自己的想法，朱载坖认为要组建一个民意机关，名称嘛，朱载坖已经想好了，在朝廷就要咨议院，在各省就叫咨议局，在各府就叫咨议处，朱载坖说道：“朝廷、各省、各府亦应有采取舆论之所，卑其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议院储才之阶。”
这个新机构主要就是听取民意，然后上陈，同时对于地方官府加强监察，尤其是对于地方的财政，严格进行审核，加强对于地方的监督，同时为朝廷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提供意见，对于朱载坖的这个想法，其实辅臣们还是很支持的，之前对于辅臣们比较头疼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士林清议。
这些所谓的士林清议，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朝廷的行政、用人等事项，但是却可以使得官员们受到他们的影响，所谓的士林清议，其实就是一套道德标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何为公？何为私？
他们就可以用这套标准公开点评朝局人物：谁该升？谁不该用？哪些政策有失大体？哪些行为伤害国本？这就是所谓的清议。清议变成士大夫圈内的评价体系清议一旦成形，就变成了大明士大夫的一个隐形 KpI：得到清议认可的人：名声大涨，仕途坦荡；被清议点名批评的人：即使手握要职，也会名誉受损，被视为奸佞。
这套评价体系的威力在于：它不靠官方诏令，而靠读书人之间的口碑传播；它不直接决定官职，却能决定一个人能否在士林立足。之前为什么张居正要严厉的禁绝私学，就是清楚的知道这其中的威力，这些所谓的士林清议，会使得很多想为朝廷干事的官员，畏手畏脚，不敢干事，同时通过这些所谓的士林清议，直接敢于朝廷的人事，这也是为什么朱载坖之前对于顾宪成等人予以严厉打击的原因，在朱载坖看来，他们就是想骑在朱载坖的头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尽管从张居正开始就对于这种讲学、清谈严厉打击，但是这种所谓的士林清议其实始终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再这么猖狂罢了，尤其是那些因为朝廷新政而受到处分的官员，他们回乡之后，自然是会大肆宣传朝廷的不好，同时这些严禁的措施也使得原本士林清议所能够发挥的监察职能无从发挥，这点也是其弊端之一。
所以朱载坖认为，要变私为公，设立专门的民意机关来处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