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载坖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藏巴汗要是不能俯首帖耳，就揍他，在朝廷给藏巴汗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的同时，太子则是在召见帕木竹巴和大宝法王的使臣，他们两派势力的使臣，自然是希望大明能够出兵，这样的话，大明官军帮他们打击自己的敌对势力，这多是一件美事啊。
但是太子显然是不会如他们所愿的，这次大明主要是以军事威胁为主，并不会直接用兵，太子召见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劝说大宝法王回到乌斯藏去，这点是极为重要的，太子问道：“法王现在年岁已长，常居蒙古，恐有未便吧。”这点确实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虽然现在的活佛云丹嘉措是蒙古人，但是毕竟是格鲁派的活佛，长居蒙古，对于格鲁派的发展并不利。
而且帕木竹巴政权是格鲁派的积极支持者，曾经积极支持过格鲁派，在在第悉阿旺扎西扎巴时期，对各教派不执偏见、一视同仁，尤其是对格鲁派的发展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他任第悉（帕木竹巴首领）期间，除了大小不断的战乱以外，最显着的特点是在当时地方势力的矛盾中还加入了噶举派与格鲁派间的冲突和矛盾。随着矛盾的日益扩大，影响到了帕竹地方政权的稳固。
当时，仁蚌巴还与噶玛噶举派结合起来，抑制格鲁派的发展，例如进行了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修建噶举派寺院等。第悉阿旺扎西扎巴恢复了色拉、哲蚌、甘丹三寺僧人参加拉萨祈愿大法会惯例 ，仁蚌巴在拉萨修建的噶举派的寺院也被色拉和哲蚌的僧人捣毁。
但是随着帕竹政权实力的率领，藏巴汗自然是不会支持格鲁派的，所以导致格鲁派和帕木竹巴政权受到极大的打击，而活佛就长期在蒙古，根本无法顾及乌斯藏的事情，这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所以太子要求活佛返回乌斯藏，稳定住乌斯藏的形势，才能够使得格鲁派在乌斯藏安稳下来。太子认为现在帕木竹巴政权和格鲁派要想对抗藏巴汗，活佛必须回到乌斯藏区区才行，否则的话，格鲁派在乌斯藏的势力群龙无首，怎么和藏巴汗对抗。
当然，大明也会继续支持帕木竹巴和格鲁派的，大明绝不会仅仅是口头上的支持，而是付诸于行动的支持，太子要求活佛准备好回到乌斯藏去。
同时大明也在加强对于藏巴汗的压力，礼部尚书陈经邦再次上疏奏请道：“切惟四夷来贡者，慕化之诚。 朝廷优待者，柔远之道。 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汛扫前元。 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蛮罔不来贡，赐以彩鞋、衣服，待以下程，筵晏十分丰厚，使之厌饫，所以畏威感恩，蛮夷悦服。朝廷优待至意。 回还之后，各守恭顺、管束部落，毋得生事扰边，自取灭亡。今藏巴汗不守臣节，擅自兴兵，使西番不宁，部议以绝贡处之。”
礼部要求对于藏巴汗实施绝贡的惩罚，也就是断绝和藏巴汗的朝贡与贸易，使其不能获得如茶叶等重要的物资，这对于雪域高原上的藏巴汗是极为严厉的惩罚，朱载坖也很快答复了礼部的请求，朱载坖在御批中说道：“蛮夷猾狭，寇贼奸宄，唯是大侯小伯所当攘斥，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此不可也。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慑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之道也。藏巴汗明是欺朕，非重法严惩，不能使其知朕之意也！”
对于藏巴汗实施绝贡的惩罚，得到了朱载坖的同意，除此之外，朱载坖还要求严格控制对于乌斯藏的茶叶，作为重要的禁榷物资，茶叶尤其是和西番贸易的茶叶，是受到朝廷的严格禁榷的，但是这些乌斯藏的统治者，利用大明的茶叶禁榷制度，作为自己控制治下百姓的重要手段，这点大明朝廷很清楚的事情。
不仅仅是乌斯藏的地方势力，寺院、活佛、法王等也经常向大明奏讨茶叶，这次很多使臣就向朱载坖上疏称：“乌思藏辅教王差来使臣，今来进贡，专讨食茶，朝廷可怜见，给予食茶堪合。”
以往朝廷为了怀柔远人，往往都予以同意，四川等地的官府就向朝廷奏报过：“各夷每起车辆箱匮，少者数百，多则千余，出境每次数十万斤。”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的冲击了大明的茶叶禁榷体制，反而使得这些宗教势力做大，这和大明朝廷的初衷是不符合的。
朝贡队伍中的遣主、贡使和随行人员是政策获益者，但其身份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永乐年间，成祖在藏区封授三大法王、五大教王和国师、禅师等，规定受封僧俗官员承担领其人民，间岁朝贡的职责，这表明只有藏区受封的僧俗官员才有朝贡资格。
所以，在朝贡往来中获益对象是藏区上层阶级，即以诸王为首的大小宗教首领及其下属僧人集团。蕃番成了朝贡中沟通中央和西藏的主要渠道，而他们则是利用这种特殊的地位，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宗教首领和僧人集团在朝贡中的获利成为藏区寺院经济繁荣的动力之一，再加上其他各种经济手段积累财富，藏区一些较大寺院逐渐成为可以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和社会的金融机关、买卖机关。
由于大明对于茶叶实施禁榷制度，导致普通藏民很难以正常途径获得茶叶，随着僧人集团在朝贡中获得大量食茶，普通藏民便开始间接依赖寺院集团。因此，朝廷用茶叶笼络藏民的初衷，开始转化为藏区寺院集团用茶叶控制藏民的途径。
一方面寺院以“熬茶布施”施茶于民，获取藏民心理认可，最终藏民对寺院的认同超越了对大明朝廷的认同；另一方面由于藏民不得茶则病，寺庙便利用手中的茶叶从事商贸活动增进收益，随之寺院对百姓吸引力更强，于是出现入寺僧侣，这其中贵族家庭出身的为数不多，绝大部分为贫苦农、牧民家庭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