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朱载坖也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大明要对于禁榷制度加以大规模的改革，朱载坖认为大明的禁榷制度确实是到了必须要改革的地步，一方面是要大幅度的减少禁榷货物的种类，尽可能的改善大明的贸易，另一方面就是对于禁榷更加精细，禁榷不仅仅是户部和海关总署的事项。
更多的是兵部、军器监、虞部等衙门的事情，要根据大明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禁榷货物名单，对于有军国之用，或者是对于大明极为重要的货物，必须予以禁榷，对于其他的货物，则是采取鼓励出口的原则，尽可能的促进大明的经济发展。
朱载坖决定解除对于生铁及其制品的禁榷，同时加强对于铜料和铜钱出海的禁榷，铜钱出海，必须由少府监批准才行，不允许大明的大量货币外流，防止铜料的外流，同时加大对于倭奴都统使司、云南、缅甸等地铜矿的开发，加强对于澜沧江航道的治理，发挥其水运的功能，还要在云南和缅甸就地铸钱之后转运广州等地使用。
对于南洋、朝鲜等国对于大明货币的需求，除了可以使用本国的货物和大明交易之外，必须拿出部分铜料来予以兑换，对于拿铜料兑换大明的货币的，可以不受大明货币兑换额度的限制，只要能够拿出相应的铜料，就可以兑换相应的货币，这点是极为重要的。
朱载坖命令还要重新制定相关货物的出口税率，保证大明朝廷的赋税。而闽粤两地的走私大案也已经告一段落了，经过朝廷对于闽粤走私的大力打击，毛海峰督率水师将闽粤附近的海盗等都予以铲除，私设的港口等也一律予以铲除，抓获了大量的走私商人。
而通过这些走私商人，他们背后的宗族势力和为他们保甲护航的官吏们也都被揪出来了，朱载坖严令闽粤两道御史严查严参，将这些涉案的官吏，查明情状之后，移送法司审断，重要的就是要追赃，这是朱载坖最关心的问题，以往朝廷尽管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墨行为，甚至是使用酷刑，但是贪墨仍旧是前赴后继的，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
之前大明官吏的贪墨，主要是由于官俸确实过低所造成的，但是现在大明的官俸已经不低了，尽管朱载坖并没有修改太祖所制定的官俸标准，但是朱载坖增加了补贴的项目，首先就是恢复了两宋的职钱。也就是职务津贴，州县正印和法司官吏的职钱是最多的，与其本官官俸一致。
除此之外还有以实物发放的官府布帛，考绩奖励等各种官俸，现在大明官员的待遇已经是非常之不错了，以七品县令为例，一月的官俸在五十到七十元之间，现在一石精米不过七钱，这个收入完全可以使得官员们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了，但是闽粤仍旧出现了大片的官吏贪墨，甚至是合衙官吏共谋放纵走私的事情。
这对于朱载坖来说是无法容忍的，对于这些人，朱载坖当即御批刑部和大理院，对于这些涉及贪赃枉法的官员，贪墨数额达到六百元的，一律照法论死，决不宽宥，而且要追赃到底，不能一死了之，必须要将其贪赃的所得全数追缴才行，拒不缴纳的，不仅要加罪一等，而且流放妻子，实施连坐，之前在修订大明律例集结时，朱载坖已经命令律例馆在大明律例集结中取消了很多罪名的连坐，但是对于贪墨、叛国等罪名，仍旧可以适用连坐。
这次闽粤走私大案，不仅仅有地方官府的官吏参与，还有朝廷水师、卫所等的军官们参与，对于这些人，朱载坖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就是移送卫尉寺审断之后执行，对于有世职的，全部予以革除，通过这些手段，朱载坖明确表达了惩治官吏贪墨的决心，虽然不会像太祖朝那样大规模的株连杀人，但是因此被论死的七品以上文武官员仍旧超过百人。
闽粤的不少宗族势力也遭到了朝廷的严厉打击，在曹国公李言恭坐镇之下，朝廷调集重兵弹压闽粤，严防出现叛乱等情况，在朝廷的重兵弹压之下，石昆玉领导广东官府对于这些大家族予以打击，首先就是直接参与走私的人，要予以严惩，同时为了防止这些大的宗族把持地方，对于他们予以拆分，强制性的予以移民，将他们分散之后迁移到安南、交趾、缅甸、台湾等地，既充实了边疆的人口，又防止这些宗族势力过分做大，两难自解。
而太子所实施的金融新政也在有条不紊的推行当中，在金融新政实施之后，朝廷对于金融的控制得以加强，高利贷的情况受到了打击，同时票证制度开始在进出口和大宗货物的贸易中实施，票证制度不仅仅杜绝了这些商贾手中掌握大量的货币，制造钱荒的可能，也使得朝廷的各种赋税征缴和查缉更加方便，有利于朝廷赋税的征收。
而除此之外，就是大规模的道路和交通设施的建造也再次被朱载坖提上了日程，之前朝廷投入巨资，进行了直道的修建，同时东南等地方财政实力比较雄厚的州县，也通过地方财政，修建了一些道路，但是对于大明来说，陆地交通仍旧是极为不方便的，同时运河也需要修整。
而这次朝廷对于交通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关键节点上，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桥梁，江河虽然能够为朝廷提供水运的便利，但是也使得大明的陆地交通受到了影响，这些河流往往就是阻碍大明交通的重要枢纽，而且建造桥梁，投资大，工期长，除了朝廷之外其他的地方没有这个财力来支持这些工程的建设。
朱载坖命令地方官府和交通总署一道制定出一个详细的规划来，在大明境内要大量的营建桥梁，便利商贾和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