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陈于陛、王家屏等人之外，申时行也在积极的和其他各派势力商量此事，同时和朝廷各部院以及地方官府商量此事，申时行也特别关注的就是和买的落实问题，所以他以内阁庭寄的形式向大明各产茶的布政使司询问，要求明确回答内阁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改榷茶为和买之后，地方官府能否为朝廷筹措足够的茶叶，这点是关系到大明的马政和边防的要务，是半点也轻忽不得的事情。
第二就是实施茶引制度之后，地方官府对于茶税的分配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直接通过庭寄和内阁沟通。
户部左侍郎提督税务总署沈季文也上疏就此事加以讨论，作为现在大明分管榷税的重臣，在赋税榷征这个问题上，沈季文还是有很重的话语权的，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对于国内消费的茶叶，主要是存在两种赋税，第一就是流通税，也就是茶叶在流通环境中所征收的赋税，其实就是之前的钞关赋税，这个赋税其实是好解决的。
重要的就是第二种，也就是所谓的消费税，因为朝廷虽然是向茶叶商贩以茶引的形式征收了消费税，但是实际上这些赋税都是被转移到了百姓的头上去的，这点朱载坖是很清楚的，但是沈季文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大明茶叶的消费来说，消费茶叶在大明是极为普遍的事情，不管是南北，都有茶叶的消费，这点是很正常的。
但是茶叶的生产主要是在南方，北方也就是陕西汉中和河南信阳了，但是现在南方的地方官府要求分配茶叶税，但是其中从茶叶消费税的来源来说，大明全国只要是有茶叶消费的地方，其实都是向朝廷贡献了赋税的，所以仅仅向产茶地方分配茶叶税显然是不可取的。
沈季文的奏疏当即引起了朝廷上北方官员们的赞同，他们认为赋税是大明贡献，凭什么只向产茶省份分配，朝廷这样做不公平，对于沈季文的这些奏疏，朱载坖予以留中，并没有过多的关注。
而是和太子、皇太孙一道分析起此事来了，从朱纨案开始，朱载坖就在有意的挑动大明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让他们在朝廷中的势力一个个跳出来，朱载坖这么做事有深意的，一来是给申时行找点活干，毕竟作为悉尼大学高材生，申时行在这方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能够一面帮朱载坖调和鼎镬，一面维持朝政的正常运转，水平已经至臻化境了。
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将朝廷之上的这个利益团体暴露在太子和皇太孙面前，朱载坖这次和太子、太孙一道在无逸殿商量此事，朱载坖就问道：“太子从这茶上看到了什么呢？”
从明里来说，这次有关茶叶的风波，是表面上看，是浙直、川陕等地对于朝廷榷茶制度积怨已久的一个爆发，但是往深里看，是大明经济发展之后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之间的斗争的一个表现罢了，朱载坖问道：“太子、太孙以为，开海之后，那些地方获利大，而哪些地方有怨啊？”
对于这个问题，太子还是很清楚的，开海之后，沿海省份都从其中获利不少，但是其中获利最大的无非就是两个地区，第一就是浙直苏松，第二就是闽粤，苏松之前就是大明的经济重心，在开海之后，依靠松江府的港口，和苏州府以及整个南直发达的经济与手工业，苏松的发展确实是极为强劲的，现在苏松已经有千人规模的纺织工场已经造船厂等，是大明经济最繁荣的地区。
而获利最大的则是闽粤地区，在开海之后，闽粤地区迅速崛起，依靠其优良的地理位置，在很多方面都迅速赶超苏松，现在的广州府已经丝毫不逊色于苏松了，但是苏松和闽粤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苏松本身有良好的手工业基础，同时长期富甲天下，底蕴深厚，资本和积累都极为雄厚，而且有很多自己的拳头产品，如苏州的丝绸，松江棉布等，这些都是其他地方所难以企及的。
所以整个浙直的贸易模式是出口型的经济，苏松所需要的各种原料，主要都是依靠大明国内的，而绝大部分的产品则是出口的，对于苏松来说，除了进口海外的低价粮食和一些满足富商大贾的奇珍异宝之外，浙直两地对于进口的需求是很少的，这点在苏松的表现最为突出。
现在的松江府，各国商船云集，到松江采购各种物资，但是他们所带来的东西，除了金银之外，鲜少有能够畅销的，整个经济就是出口大量的产品，流入大量的金银。
而闽粤则不同，闽粤自身的交通和资源禀赋都远远不如苏松，所以闽粤的经济主要是贸易型经济，闽粤商人贩运两广的糖、闽粤的茶、海南和广西的香料、江西的瓷器甚至还有苏松的纺织品、手工制品、广东的铁器等，驾船出海，到南洋、倭国等地，贩运之后，购买当地的香料、珠宝、粮食等再回到闽粤，所以在广州府，不仅仅有来自各国的商船，闽粤商帮自己也拥有大量的商船。
闽粤和浙直是两种不同的贸易模式，朱载坖并不是说这两种模式哪个不好的问题，浙直为大明流入了巨额的金银，才能够使得朝廷铸币，获取钱息，而闽粤则是将大明所需要的各种物资运回大明，对于大明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两种经济模式的背后，其实是有深刻的区别的。
浙直模式要更加保守，脱胎于小农经济，而闽粤模式更加开放，当然所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这当然是和两地的环境不同所造成的，苏松、杭州、嘉兴的府州，素称鱼米之乡，本就富庶，百姓自然是安土重迁，不愿离去，而闽粤百姓，生计艰难，若不向海求生，则难以为生，这是天然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