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马上国庆节，但由于在国庆的庆祝活动中，有一个不成文但大家心照不宣的规矩。
像建国五年、十五年、二十五年这样，算是“小年”，通常只在机关单位门口挂挂灯笼，开个简朴的茶话会，意思到了就行。
而建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那是“大年”，得正儿八经地组织庆祝活动，游行、汇演、表彰大会，一样都不能少，要的是个隆重热烈。
一九九二年的国庆节，往前数不是五也不是十，往后看离下一个五年也还远，正卡在中间，是个再平常不过的年份。因此，东洪县的街面上，除了县委、县政府大院门口例行公事地挂上了四个大红灯笼，以及县百货大楼象征性地插了几面彩旗之外，便再难找到多少节日的气氛。
秋日的阳光懒洋洋地洒在街道上，偶尔驶过的解放牌卡车卷起一阵尘土，透着一股子属于贫困地区的沉闷与安静。
桑塔纳轿车碾过县委大院门口的水泥坡道，轻轻颠簸了一下，停在了那排最熟悉的红砖瓦房前。司机谢白山动作麻利地下车帮我拉开车门。我刚踏上地面，就看见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焦杨正从斜对面的组织部办公室出来，手里拿着个牛皮纸档案袋，瞧见我，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加快步子迎了过来。
“县长，您回来了。”焦杨的声音总是那么不疾不徐，带着组织干部特有的稳重。
我点点头，一边往办公室走，一边随口问道：“嗯，刚从下面乡里回来。焦书记，有事？”
“是有点事，想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现在方便吗？”焦杨跟在我身后半步的距离，语气恭敬。
“进来吧。”我推开办公室的门，一股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
办公室陈设简单，一张用了有些年头的办公桌，几把木头椅子，文件柜的漆皮有些地方已经剥落，墙角摆着两盆长势还算旺盛的菊花，给这间屋子添了些许生气。
焦杨随手带上门，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板挺得笔直，脸上依旧带着那抹微笑，说道：“县长，是这么个情况。咱们县里今年分派来的那批大学生，按计划在县委党校参加初任培训，这都快一个月了。课程安排得比较紧，理论学习占了大头，年轻人嘛，难免觉得有些枯燥。县长，您看您最近能不能抽点时间，去给大家讲一讲党课？或者讲讲当前的形势与政策也好，给大家鼓鼓劲，换换脑子。”
我拿起桌上的搪瓷杯，走到暖水瓶边给自己倒了杯水，又拿着杯子给焦杨的杯子续上水，笑着说道：“焦书记，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嘛。讲课这事，你得去找丁洪涛书记啊。丁书记是县委书记，理论水平高，把握政策准，他去讲，分量更重，效果肯定更好。”
焦杨双手接过我递过去的杯子，轻声道谢，然后才说：“丁书记在开班式上已经做过动员讲话了。而且，培训中间丁书记还专门去给大家加讲了一堂党课，强调了组织纪律。县里其他的几位领导，像吕连群主任、曹伟兵县长他们，也都按计划去和大家见过面，交流过了。现在就差您这位政府一把手还没露面。大家伙儿都盼着能听听您的想法呢。您看，是不是抽个时间跟大家见一面？”
我坐回椅子，翻开桌上的台历，用手指划拉着日期，问道：“培训班什么时候结业？”
“定在9月30号，国庆节前一天。”焦杨答道。
“那就是后天嘛。”我沉吟了一下，“这段时间都安排了些什么课程？光是坐在教室里听报告，确实容易烦闷啊。”
焦杨见我问得仔细，便认真介绍起来：“县长，我们考虑这批学生刚从大学校门出来，到工作单位需要一个过渡。所以培训内容主要是三块：一是基本功，办文、办事、办会的规矩和流程；二是党的方针政策学习，特别是结合咱们县实际情况的讨论；三是实践环节，安排他们到县里的工业园区转了转，去了坤豪公司、发电厂，还到石油公司的生产一线看了看，让大家对县里的经济有个直观认识。”
听到焦杨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特别是提到那几个如今在东洪县还算拿得出手的项目时，她语气里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掩不住的自豪。
焦杨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对东洪县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她是真心盼着县里好。似乎东洪县总算有些正儿八经的家底了。
和焦杨聊天，这倒让我原本因为下乡调研而有些疲惫的心情，也明朗了不少。听取美女的汇报和听取男同志的汇报，发自内心来讲，是不一样的。
“嗯，”我点点头，“这样安排就比较扎实了，理论和实践结合。那这样吧，焦书记，结业式之前，我争取抽个时间过去一趟。不过，咱们说好，我主要是去听，听一听这些年轻人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和观察，对咱们东洪县的发展有什么真知灼见。他们都是国家花了大力气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脑子活，眼界宽，比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土八路’强多了。我是真想听听他们这些新鲜血液，是怎么看待改革开放，怎么谋划东洪未来的。”
焦杨微微前倾身子，脸上露出一丝了然的笑意：“县长，您的意思是……重点是听？是不是也想从这批好苗子里，发现几个合适的，充实到县委、县政府机关来？”
我摆摆手，语气认真起来：“焦书记，原则上，我还是那个意见。新来的大学生，不能直接进机关。基层经验不足，整天泡在文件堆里，容易眼高手低，不利于他们成长。李泰峰同志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虽然有些做法值得商榷，但他立的这条规矩，我觉得非常好。凡是新分配到县里的干部，必须先到基层乡镇或者企业锻炼一年以上，经受了考验，做出了实绩，再考虑调到机关的事情。这叫‘墩墩苗’，基础才扎实。这个规矩，咱们得坚持下去。”
那咱说好了，明天上午给你留时间，可不能爽约，大家都知道，咱们东洪有最年轻的的县长，还是战斗英雄，大家都想当年看看你啊！
我笑着道：“好了好了，焦书记啊，你这再说说，我都不好意思去听课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注意到焦杨今天把过去披肩的长头发剪成了齐肩的短发，利落地扎成了一个马尾辫。
她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首饰，耳钉、项链、戒指一概全无，穿着也是朴素的深色外套，但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干练，在不失女性温和的同时，又透着一股大气和沉稳。
焦杨隔着桌子，又朝我这边凑近了些，压低了些声音说道：“县长，还有个事得跟您汇报一下。县委书记丁洪涛同志，打算调两个人到咱们县里来。市委组织部和市人事局那边都已经打过招呼了。”
“哦？调两个人过来？”我端起杯子喝了口水，不动声色地问，“什么人啊？”
“一个是市中医院的护士，叫赵什么；另一个是市交通局办公室的主任，好像叫刘明。”焦杨答道。
“刘明？”这个名字我有点印象，“是市交通局那个办公室主任？对，就是他啊，之前去交通局协调项目，一起喝过酒！”
“对，就是他。”焦杨确认道。
我放下杯子，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刘明在市交通局是办公室主任，正经的正科级干部。按正常的晋升路子，他在市局熬几年资历，解决副县级是顺理成章的事。这跑到咱们县里来，要是不解决个副县级，恐怕有点亏啊。丁书记有没有透露，打算怎么安排他啊？”
焦杨想了想，说：“丁书记具体没说，但我估摸着，至少得安排个正科实职。县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周炳乾同志自从调到开发区担任主任之后，副主任的位置一直空着。办公室现有的几位科长，都是跟李泰峰书记比较熟的，跟新来的丁书记……似乎总隔着一层。下面有同志反映，丁书记和几位科长交流也不多。丁书记一直没提选拔副主任的事，有可能就是想着给刘明留位置。”
我微微点头。领导干部调动，带一两个用惯了的得力人手，是常有的事，算是不成文的惯例。我自己当初从临平县调到东洪县，不也把做事稳妥的李亚男带过来安排在县政府办了吗？这一点，我能理解。
“县委办副主任的安排，我理解。”我顿了顿，话锋一转，“但那个市中医院的护士，调过来是……？”
焦杨似乎早有准备，接口道：“安排到县委招待所，主要任务是给丁洪涛书记做专职服务员。丁书记是外地领导，家属还没过来，平时就住在武装部那个单独的小院里，需要个人负责日常起居和房间整理。”
外地来的领导任职，住宿通常就几个选择：县委招待所或者机关家属院里预留的流动用房。也有个别领导喜欢住公安局或者武装部的家属院，图个清静安全。丁洪涛选择住在武装部，倒也正常。
我沉吟了片刻，说道：“嗯……从市中医院调一个护士过来，专门给书记做服务？焦书记啊，这个安排……传出去恐怕不太好啊。容易让人说闲话。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丁书记多讲究呢。这样，你私下跟县劳动人事局的同志打个招呼，就说是我说的，这个护士的调动手续，要严格按照程序办，档案材料拿过来，我亲自看一眼。毕竟是从市里到县里，又是专业技术岗位，得慎重些。”
焦杨立刻领会了我的意思，点头道：“好的，县长，我明白。我这就去办。”
焦杨出门后，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窗外的树叶已经开始泛黄，秋意渐浓。十点钟，我还要去参加县里第三季度的经济运行分析会。看来，今天又是个不得清闲的日子。
十点整，县政府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各局委、乡镇的主要负责同志差不多都到齐了。会议由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县长杨明瑞主持。商贸系统、经贸委、财政局、税务局等经济口的负责人，还有城关镇和工业园区的书记、镇长，一个个轮流发言。
从大家的汇报和摆在面前的统计表格来看，今年第三季度，东洪县的经济运行态势确实不错。与去年同期相比，几个主要指标的增幅都比较明显。尤其是杨明瑞最后汇总时提到的那个数字——全县生产总值增速达到了8.5%，引起了会场一阵小小的骚动。
杨明瑞脸上带着光，声音也提高了八度：“同志们，从大家刚才的分析和统计局汇总的数据来看，今年三季度，是咱们东洪县自有经济统计指标以来，增速最快的一个季度！8.5%啊，这个速度，不仅超过了市里给我们定的目标，在咱们周边几个县里，我看也是数得着的！”
他环视会场，继续说道：“刚才大家也分析了原因，我看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咱们县贯彻落实上级精神，大力鼓励和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成效显着。特别是各乡镇搞的‘小工业园’，比如那几个地毯加工专业乡，发动家家户户搞编织，既利用了闲散劳动力，又实实在在为群众创造了收入。第二条，就是咱们抓住机遇，发展起来的人发产业。今年全县从事人发收购、加工的个体户，已经从去年的四百多户猛增到近三千户！咱们县一跃成为全市第三大人发产业集散地，名声打出去了嘛！这充分证明，在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四大工程’引领下，只要路子对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咱们东洪县的经济是完全可以沿着正确轨道快速前进的！”
杨明瑞这番话，虽然带着些官样文章的腔调，但分析得还算切中实际。东洪县底子薄，国有企业少，包袱也轻，反而在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上抢占了先机。相比之下，过去的老大哥曹河县，因为国有企业占比高，设备老化、债务沉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已经成了全市有名的困难户。此消彼长之间，东洪县倒是显出几分后来居上的势头。
不过，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清醒。我在最后总结发言时，话没有说得太满：“同志们啊，从三季度各项指标看，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这为我们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咱们县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增速，一方面是我们自身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要客观认识到，像曹河县那样国有企业占比高的地区，正处在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他们的暂时困难，某种程度上衬托了我们的发展速度啊。但曹河县的经济基础、人才储备，比我们东洪县要厚实得多。我们绝不能因为眼前的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凝重了些：“希望大家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紧紧围绕市委提出的‘三化三基’目标和县里确定的‘四大工程’，扎扎实实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一刻也不能放松。争取今年能够圆满收官，给全县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会议结束后，干部们陆续离开会议室。常务副县长曹伟兵夹着笔记本，步履匆匆地跟在我身后，到了走廊人少处，他才紧走两步，凑到我身边，压低声音说：“县长，有件事得赶紧跟您通个气。”
我放慢脚步：“什么事？看你急急忙忙的。”
曹伟兵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旁人，才皱着眉头说道：“县长，之前县里不是三令五申，严禁任何形式的摊派吗？怎么爱卫会那边，现在搞了个什么‘建设卫生县城’的捐款活动，挨家挨户摊派，还搞排名通报？这不成心跟县里的政策顶着干吗？”
这时，我们已经走到了县委大院的小广场上。秋日正午的阳光暖洋洋的，洒在泛黄的草坪上。远处几排高大的白杨树矗立在院子四周，叶子在微风中沙沙作响。
平日里午饭过后，是县委大院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光，不少干部喜欢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绕着院子散步，一边消食，一边交流些工作或者闲话。
我和曹伟兵也习惯性地背着手，沿着广场边缘的水泥路慢慢踱步。我问道：“伟兵同志啊，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爱卫会在搞摊派捐款的？”
曹伟兵叹了口气：“我是昨天到下边乡镇检查秋粮收购工作的时候，无意中听乡镇干部嘀咕起来的。他们还以为县里默许了呢。”
“为什么没人正式向县政府汇报？”我追问道。
曹伟兵苦笑了一下，两手一摊：“哎呀，我的县长啊，您也是在基层干过的，这还用问吗？这种能往自己口袋里……哦不，是能往乡镇小金库里划拉钱的事，他们捂还来不及呢，谁会主动跑来汇报？那不是断自己的财路吗？”
他见我脸色严肃，便详细解释道：“县长，您想啊，之前李泰峰同志当县委书记的时候，默许下面提高统筹提留款，各乡镇日子还算过得去。但后来您主持县政府工作，坚决卡死了提留统筹和乱摊派的口子，各乡镇的财政状况立马就紧张起来了。现在是真穷啊，简直是‘要饭财政’。好不容易，县里以爱卫会的名义发了个文，允许搞‘自愿捐款’，这下好了，等于给大家开了个口子。您想想，下面那些乡镇长、书记们，哪个不是人精？有文件背书，他们还不抓住机会狠狠收上一笔？我听说，标准是成年人每人至少两块，咱们县哪个乡镇没有四五万人口？这一下，一个乡镇少说也能收个十万八万的。
我心里暗道，曹伟兵看问题还是很准确的，如果捐款要是再摊派到辖区内的企业、个体户头上，那数目就更可观了。不是大家不想汇报，是大家都成了这次活动的受益者。真有意见的，是最底层的老百姓，可他们的声音，哪能传到咱们这县委大院来呢？
想到这里，我叹了口气，心里暗道：这个丁洪涛，果然是老谋深算。他这手玩得高明啊！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收钱，而是巧妙地利用爱卫会这个平台，打着“公益”的旗号，把全县各级干部都绑上了他的战车，成了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谁还会站出来反对？谁还敢站出来反对？在这个背景下，哪个乡镇要是跑到县里来告状，说摊派不对，那等于是得罪了所有其他跟着受益的乡镇和部门，成了众矢之的。想通这一点，我倒也觉得丁洪涛确确实实是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太了解基层干部的心理和软肋了。
“怪不得……”我喃喃自语，“原来是所有人都得了实惠，都在闷声发大财。只有咱们县政府，还被蒙在鼓里。”
曹伟兵附和道：“可不是嘛！县长，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所有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跟着丁书记的指挥棒转。”
我停下脚步，看着曹伟兵：“伟兵同志，那你认为，县政府现在应该怎么办？马上发个文件，重申严禁摊派？”
曹伟兵立刻摇头：“县长，这么干，立竿见影的弊端就是，会把所有基层干部都推到县委那边去，推到丁书记那边去。大家虽然心里都清楚这钱收得名不正言不顺，但谁会跟钱过不去呢？在政策允许的模糊地带，谁不愿意自己手头宽裕点？”
常务副县长曹伟兵谈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啊，在财政如此拮据的情况下，谁会拒绝一笔看似合规又能够自由支配的额外收入呢。
不是说县里的干部觉悟一下子都变低了，而是现实的财政压力和地方利益的驱动，让丁洪涛的这一招显得极具诱惑力。他这是给全县干部发了一个“大红包”，只不过，这红包里的钱，最终还是要从老百姓身上出。
我沉吟良久，说道：“伟兵同志，这件事，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你是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更应该清楚其中的利害。如果放任下去，你收一块，他收两块，到最后层层加码，说不定一个群众身上就要扒下十几块。咱们东洪县穷，老百姓负担重，前段时间又因为嘉明的事情被媒体关注过，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如果这个时候，再因为乱摊派、乱收费被记者逮住，捅到报纸上，那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受损的是东洪县的整体形象，是你我这个县领导的脸面！”
曹伟兵面露难色：“县长，道理我懂。可眼下这局面，硬拦肯定不行，丁书记那边也没法交代。您觉得该怎么干才好？”
我思忖着说：“这件事，是吕连群具体操办的，但根子还在丁洪涛书记那里。不能再讲情面了。这样，你以县政府的名义，尽快起草一个《关于严格规范社会募捐行为、切实减轻群众负担的通知》，不要提爱卫会的事，就是重申中央和省里关于严禁乱摊派、乱收费、乱募捐的政策精神，强调任何募捐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严禁搭车收费，严禁搞评比排名施压。文件下发后，要求各乡镇、各部门立即组织学习，对照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我看着他，语气坚决地补充道：“伟兵，这个文件要快，语气要硬。我们要把预防针打在前面。丑话说在前头，哪个单位要是因为搞摊派搞出了群体性事件或者被媒体曝光，到时候就别怪县政府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我们必须让下面的同志知道，县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底线是不能增加群众负担，不能影响社会稳定。至于丁书记那边……我来沟通。”
曹伟兵仔细听着，点了点头：“我明白了，县长。这样办，既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划清了红线，又没有直接去掀桌子，给了下面同志和县委转圜的余地。我回去就安排政府办抓紧弄，弄好了马上报您审定。”
“韩俊已经在起草了。走吧，吃午饭，下午还有一堆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