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回到怀江，每次往家打电话，沈秀兰就先是给我报道张新梅婚事的新进展，很多时候无甚进展也要重复上次的状况，然后表达对人家这件事情如何顺利如何圆满的羡慕之情，最后话题自然落到我的个人问题上。
那时候我处在一段孤单的“空窗期”，被她说的烦不胜烦，更是觉得自己形单影只，可怜巴巴。
几次电话催婚之后沈秀兰看我毫无进展，就开始盘点我们学校的未婚男老师。
但这怎么可能呢？
我那时候内心里最受不了的就是跟同一家单位上班的人结婚。在心理上对这种情况我是非常排斥、坚决反对的。具体又说不上来为什么，大概是怕吵架时或者哪天撕破脸时互相揭短会让所有同事都知道自己的不体面吧？
关于婚姻，我从一开始就不乐观，嫁给互相爱的人，一辈子恩恩爱爱到白头，这种事我觉得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沈秀兰和张明德一辈子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大事吵小事也吵，张明德不止一次地在沈秀兰不在家时说：他这辈子跟这个女人结婚真是瞎眼了！
沈秀兰在我们小时候时不时就会抱着弟弟抹眼泪，说要不是我们俩，她早从这个家走了！显然她也知道她要是带着孩子——哪怕只带一个孩子出走，也是难以养活的。
弟弟从小就显示了人家的高情商和聪明的头脑，他这样劝说沈秀兰：“妈妈，你别伤心了，你别丢下我们走，等我长大了挣了大钱我带你到远远的地方去生活，让你过好日子。”
这些话是沈秀兰的精神食粮，愣是支撑着她度过了在她看来难以为继的苦日子。
假如我跟同一个单位的人结婚，吵成父母这种样子，成了人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我丢不起这个人。
国庆节之后，领导又派我出去带实习，还是在庆明，还是老地方。
躲避催婚，加上出差事多，我跟家里的电话变少了，由以前的每周打一个，变成两三周甚至更长时间打一个。
反正这个节奏都是由我掌控，我不打，他们是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的。
这倒变成了一件好事。
我到了庆明的实习基地，把学生和自己的住宿安顿好，把学生交给基地上负责接待实习的田师傅，我叫他田老师。我跟田老师一起组织学生展开了实习安全教育，然后由他把学生分配到每个班组，再由各班组长将每两名或三名学生安排一位资深的师傅，这样，学生实习这件事就算是步入了正轨，他们每天在上班时间跟着师傅学习即可。
之后我每两三天查一次寝室，每周开一次班会处理学生的各种问题就可以了。
由于见习期我就跟领导一起过来带过一次，所以这一次流程都很熟悉了，我独当一面，干的也是有模有样，一切都按部就班正常运行。
一天下午，龚玉强给我打电话，我一看有点纳闷。单身宿舍的年轻人即便不是一个部门的谁不知道我出差带实习去了？
我接通电话没好气地说：“喂，龚老师啊，想找我打乒乓球吗？我没在学校呀。”
龚玉强在电话那边哈哈大笑，用他们家乡话说：“小样儿吧，谁不知道你没在学校。”
我问：“哦，你知道啊。那你找我什么事？”
他说学校工会发福利了，他帮我领回我们宿舍了。我连连道谢，准备挂电话，他却又跟我攀扯起了庆明的天气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我已经不记恨他把我的窘境抖搂出去那件事了，我后来才发现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嘴巴上完全不设把门的，谁的事他都说，逮着谁他都能乱开一气玩笑。
我那点事在我是千愁万绪，在他就是一个笑料而已，引得大家哈哈一笑就过了。本质上没什么坏心思，我要是一直记恨就太没劲、太小心眼儿了。
龚玉强说：“看来心情不错呀。是这样，发的牛奶我看了一下日期，等你回来就快要到期了，要不我现在给你送过去，你可以每天喝。”
我一听就有点头大，让人家坐长途汽车给我送牛奶，虽说只有两小时，可到底也是件麻烦事，长途汽车票来回也是一百多块，是我们工资的十分之一了。这个人情我可欠不起。
“不用，我没有喝牛奶的习惯，不用这么麻烦。”我连声拒绝。但龚玉强很坚持，他极力劝说我：“你一个人待在那边多无聊啊，每天喝喝牛奶，锻炼锻炼身体多好。”
他的这股坚持劲儿，这扑面而来的热情，让我已经了然了个八九不离十，谁说这小子没有“坏心思”？！
但这样更不行。俗话说：不是你的菜，不要掀锅盖。
我既然不考虑跟同一个单位的人结婚，就不要搞得黏黏糊糊的，工作的人了，搞暧昧会让领导觉得这小姑娘太不靠谱了，同事也会嚼舌根的。
但就是我怎么拒绝也不行，怎么劝说也无用，他就是怕牛奶到期，就是执意要到庆明给我送牛奶。
长那么大我哪里被人这么热情关心过，再说我拦也拦不住，只好同意了。
过了一会儿收到他的短信，说：“糟了，高速汽车站卖票窗口关闭了。”
我心想，这下好了，老天爷给我解决了难题。我给他发短信说：“我就说不用这么麻烦吧，这就是天意。”
当天是个星期五，学生也随着班组很早就下班了，我一个人在附近的街上逛着，吃了当地的特色酸辣粉，天色暗下来后不敢多逛，就走回房间，洗漱一下躺在床上看电视。
刚看没多久，手机有短信提示音，我拿起一看是龚玉强发的：“你住哪家宾馆？”
这没头没脑的，但我懒得问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短信来短信去的，一条一毛钱，挺烧钱的。我直接告诉了他宾馆名字。
又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人敲门。
其实他问我哪家宾馆时，我一瞬间想到他是不是过来了，但又觉得不可能，他不是说高速汽车站都关了嘛，大晚上都不发车了。他怎么可能来呢？学校里的老师们都没有车，大部分都住在校园里的家属院，根本用不到车，也不可能搭谁的顺风车。
所以这个敲门声让我有些害怕，我没回应。
接着手机又响了，是龚玉强打的，他在电话里只说了两个字：“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