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王星带人去了一趟袁世文的店铺二楼，打算勘验一下袁世文在短信里所说的，他杀害袁世杰的现场。
但他忙活了一下午，在茶几的几个尖角上完全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痕迹，甚至连一丝血迹都没有发现。
同时，袁世文卧室的抽屉里，还放着5千元现金。
这就更加不正常了。如果要跑路，现在正是用钱之际，袁世文怎么会不拿走现金呢？
种种迹象表明，袁世瑛和鲍蕾收到的短信内容不实，袁世文真的“出事”了。
毫无疑问，谁发了这条短信，谁就是让袁世文“出事”的人。
这一目标嫌疑人在王星的心目中更加清晰明确。但他仍旧按照杨峰的既定部署有条不紊地开展调查，并没有因此急于求成，节外生枝。找到能坐实目标嫌疑人犯罪的实质性证据始终是当前工作的重点。
针对居委会、城区殡仪馆和医院的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从这些地方得出的信息，将刘招娣以狸猫换太子的手法，把何双喜和杜鹃的尸体送进殡仪馆进行火化的犯罪行为逐步清晰地呈现出来。
居委会的人告诉警方，许多人对于家里死了人以后，要去居委会开具死亡证明的这一流程并不清楚，即便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也会嫌麻烦，因此就会让殡仪馆派来运送尸体的刘招娣帮忙到居委会开具死亡证明。
逐年累月以后，刘招娣这种三天两头就去居委会开具死亡证明的，几乎和城区所有的居委会都混成了熟人。
他们对刘招娣几乎毫不设防，有时候忙了起来，一见刘招娣过来就会扔给她空白的死亡证明让她自己填，甚至会因为赶着下班就在空白的死亡证明上戳个公章，就将证明给她。
另一方面，警方把刘招娣在城区内几家殡仪馆，包括其工作单位在内的火化记录全部调取出来，和她自己填写的那两张死亡证明上的死者信息进行对比，果然发现了异常。
这两名死者一个是姓张的男性，一个是姓刘的女性，分别都被火化了两次。
他们的第一次火化时间分别是2014年2月20日、3月18日，火化的地点就在刘招娣工作的殡仪馆；第二次火化的时间分别是2016年1月28日、2月1日，地点在不同县的两个殡仪馆。
也就是说，刘招娣把这两个人分别火化了两次，这和王星的推测一模一样。
慎重起见，警方派人去了两名死者家里，家属证实他们过世并且火化的时间是2014年，不是2016年。
至于在2016年1月28日和2月1日，刘招娣火化的这两个人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却偏偏没法以此给她定罪：尸体已经火化，死无对证，没有直接证据。
同时，问题也抛给了相关医院：为什么会给张姓、刘姓死者先后开具两张正式的死亡证明。
医院解释，有人手持居委会出具的凭证到医院开具正式的死亡证明时，医院会通过系统查询死者信息，诸如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但查询不到任何与火化相关的记录，更查询不到死者是否已经火化。
当然，这两名已经开具过死亡证明的死者，医院能查询到他们已经死亡和具体的死亡时间，但时隔两年后，还有人来开具死亡证明却为什么没有对此感到可疑呢？
医院声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别说是时隔两年，就算隔了三五年，也还会有人姗姗来迟要求医院开具死亡证明。
死者家属之间存在财产纠纷；死者死于交通事故，家属和肇事方就经济赔偿问题一直协商无果；甚至还有医患矛盾，或不愿承担死者生前医疗费用的。
这些情况都会让尸体停留在殡仪馆或医院，一直处于冷冻，未进行火化。
调查到了这一步，已经基本可以断定刘招娣处理尸体的作案方式了，对于直面审问刘招娣也就成了理所当然和无可避免。毕竟，在2016年1月28日和2月1日，她火化的那两具“来历不明”的尸体，是板上钉钉的犯罪事实。
但将刘招娣“请”进警局，就肯定会惊动刘媛媛和刘静。
那就把他们仨姐弟都“请进来吧”。
杨峰决定以刘招娣毁灭“来历不明”的尸体这一实质性证据为突破口，将何双喜、杜鹃和袁家兄弟4个人的失踪从头到尾捋清楚。这仨姐弟同这4个人的失踪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杨峰还派了人去刘招娣工作的殡仪馆，对馆内的所有尸体进行排查。刘招娣既然能利用职务之便火化两具“来历不明”的尸体，那么同样利用职务之便在殡仪馆里藏两具尸体也绝非什么难事。因此，杨峰认为袁家兄弟有可能被刘招娣“藏”在殡仪馆的冷冻箱里。
对刘家三姐弟的审讯同时进行，王星负责主审刘招娣。
王星将证据一一摆出来之后，便开门见山发出灵魂拷问：
“2016年1月28日和2月1日，你先后重复火化的这两具尸体是谁？别给我扯些没用的，殡仪馆的火化记录很详细，白纸黑字都能证明你当时送去火化的是两具人的尸体，不是空气，也不是阿猫阿狗。”
或许是面对铁证如山，刘招娣无从狡辩，也或许她本身就无意狡辩。
刘招娣不急不慢地缓缓答道：“是……何双喜和杜鹃。”
“他们是怎么死的？或者说，谁杀了他们？为什么要杀他们？”王星又问。
“都是我杀的……他们不但勾搭成奸，还企图谋杀我弟弟，霸占他的房产，本来就该死。”刘招娣的情绪仍旧十分平和。
顿了顿，又接着说道：“何双喜嫌弃我整天和死人打交道，坚持要和我离婚。离婚就离婚吧，可他和我离婚以后勾搭谁不好，偏偏要勾搭杜鹃。明知道杜鹃是刘静老婆，是我弟媳，他这是不要脸，也是在欺负我家没人。”
“刘静也是个没用的，不但要我大姐养，到头来连自己老婆都看不住。”
“杜鹃这个烂货，和何双喜没什么区别，不要脸，也欺负我家没人。我大姐为了让她能和刘静好好过日子，连她两个孩子都养，她还要在外面胡作非为。”
“这口气我们都忍了。可这对狗男女居然在暗地里策划杀了我弟弟，然后以杜鹃的名义继承他的房产，变卖后再拿钱给何双喜去还债。”
“这口气，我大姐能忍，我弟弟能忍，我忍不了……就把他们都杀了。”
刘招娣的情绪太过于稳定，和一般犯人在招供前出现种种心理崩溃、情绪失控等负面表现完全不一样，甚至没有出现任何抗拒问话的表现，这让王星感到极度不适应。
但这种极其不对劲的个人感觉也不能拿出来证明什么，因而只能继续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在策划谋杀刘静？”
“是杜鹃在临死前说的……我本来没想杀她，就想吓唬一下她，让她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但这娘们不禁吓，以为我知道她和何双喜雇了凶手想要杀我弟弟的事，就把这事一五一十全抖了出来……我一时气不过，就把她杀了。”刘招娣说道。
“你把这件事从头到尾说清楚。”王星道。
短暂的沉默后，刘招娣缓缓说道：
“2016年1月份，具体哪一天我不记得了。杜鹃被我弟弟从家里赶出来以后，就去找我大姐。大姐欠了她10万块钱，她去找大姐讨债。”
“但这10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大姐的经济本来就不宽裕，她却逼着大姐立即还钱，这不就是在存心刁难么？她这也是在借题发挥，将自己被刘静赶出来的怨气全撒在大姐头上。”
“大姐是个本分人，面对咄咄逼人的杜鹃只会忍气吞声。”
“当天夜里，大姐的诊所没有病人，我碰巧在找大姐，就看到了这一幕。大姐能忍，我忍不了。这骚娘们，不但给刘静戴绿帽子，找的姘头居然还是何双喜，回头居然趾高气扬地又来逼着大姐还钱……哼。”
“我心里想着要给这女人一点教训，但不好当着大姐的面开干……大姐那人，太善良也心太软，要是当着她的面扇杜鹃的耳光，她保管会数落我的不是，说不准耳光还没扇到杜鹃脸上，就被她拉回去了。”
“所以，我就借口天色太晚，大姐的店里睡不下两个人，邀请杜鹃到我家过夜，好言劝她等过了当晚再说，况且一下要凑齐10万块钱，总得给大姐一点时间，至少当晚是凑不齐的。”
“大姐也说会尽快把钱凑齐，劝她先跟我回去休息。”
“杜鹃扭捏了半天，最终还是跟着去了我家。”
“到了凌晨，趁着杜鹃睡熟以后，我就把她手脚都绑了起来，把她嘴也堵上，然后一口气在她脸上扇了十几个巴掌，把她人都打懵了。”
“打完以后，我没打算给她松绑，也没打算听她说什么屁话，就原封不动地将她关进厕所，然后我自己倒头就睡，决定第二天睡醒了再说。”